西方对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态度经历了从排斥批判到辩证接纳的过程。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后，西方左翼学者认识到资本主义内在的缺陷性，将目光转向一直以来被西方学界所诟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希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获得走出资本主义困境的道路，并由此开启了西方“回归马克思”的理论研究浪潮。总体而言，西方左翼近些年关于自由观的理论与发展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回归马克思”色彩。即以辩证的态度重新考察马克思自由观理论，并试图以马克思自由观理论为逻辑起点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21世纪西方左翼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主要有三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一是以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为理论基础对新自由主义展开批判；二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加速主义理论；三是对中国社会主义自由观的关注与逐渐认可。

　　以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为理论基础对新自由主义展开批判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并以“经济计算”问题大论战为标志性事件，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新自由主义经历了创立—雕琢—高涨的历史发展，直至1990年“华盛顿共识”的提出，新自由主义才进入形态政治化、影响力全球化的阶段。新自由主义回归古典自由主义，主张并宣扬极端的个人自由主义、最大化的市场自由、最小限度的政府控制及公共资源私有化。其思想主张给予资本主义最大的发展空间与自由，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确实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极速发展及巨额的资本积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新自由主义这种极端自由观指导下的资本主义发展泡沫化特征显露，其经济高速发展下掩盖的极度不平等、政府职能丧失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再次将资本主义推入困境。

　　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声音伴随新自由主义产生，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危机后，反思资本主义内在缺陷性的思想快速扩散，批判新自由主义浪潮兴起。国外左翼主要从两个方面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

　　其一，新自由主义加剧了社会不平等。马克思自由观追求的是一种平等的自由，而极力主张公共资源私有化、资本主义市场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只是以“自由”之名压榨剥削的资本主义思想工具。新自由主义宣扬的自由是对资产阶级而言的，而对于普通民众，新自由主义下的社会只有不平等的压迫与剥削。正如马克思理论学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所言：新自由主义者一面声称要给予被压迫者自由，但与此同时又“发布出售奴隶广告”。虽然新自由主义者宣称新自由主义下的资本主义服务于资产阶级，更服务于普通大众，其所希冀建立的是一种没有阶级划分的“人民资本主义”社会。但实践证明，新自由主义极力主张的“人民资本主义”，依然是利用普通民众对无阶级自由民主社会的无限向往，实现思想渗透，即霍尔所说的“做他们思想的主人”，从而使普通民众成为资本主义极权统治的工具。此外，在新自由主义的公共资源私有化、市场自由化等主张下，社会资源涌入资产阶级手中，作为受益者的资产阶级财富快速积累，这无疑是一种不平等、不公平的社会分配方式。美国学者蓝尼·艾伯斯坦（Lanny Ebenstein）在《自由的选择：芝加哥自由市场经济学派演变史》一书中讽刺道：新自由主义将这种不公平的现象，视为判断成功与繁荣社会的重要指标。

　　其二，新自由主义助长了霸权主义。马克思自由观是实践的自由观，所主张的自由并非仅为精神上的自由，还应以实践作为考量因素及判断标准。实践的自由观下，劳动不再是一种维生的手段，而是主观的能动选择与生活需要。而新自由主义是为资产阶级实行政治与经济上的双重垄断、对普通民众及贫穷落后的国家实施无情的剥削与压榨提供解释。就此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在《绝对资本主义》一文中批判道：在新自由主义下，统治阶级试图打造绝对资本主义体系，这使人类生存与生态陷入困境。因此，新自由主义宣扬的自由观并非一种真正的自由，它只是如大卫·莱恩（David Lane）在《新自由主义、市场社会主义与后资本主义》一文中所提到的“社会教条”，并且是一种僵死的社会教条。

　　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加速主义理论

　　加速主义理论是西方左翼思潮中一个独特的理论分支。不同于减缓资本主义现代大机器生产速度以实现资本主义解放的反抗资本主义一般逻辑，加速主义认为这种现代性的技术正是能从资本主义内部击垮资本主义的力量。“加速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科幻小说《光明之王》，后用于理论阐述中，左翼加速主义理论的学术化以2013年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与阿列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发表的《加速主义宣言》为标志。左翼加速主义理论主张是“当代马克思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异化劳动理论是左翼加速主义所依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异化劳动理论也蕴含了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抗拒异化，主张应当与异化的生产及消费保持批判距离，以减少剥削，实现解放。而左翼加速主义将异化作为反抗资本主义的武器。左翼加速主义结合马克思主义异化劳动理论认为，加速是产生异化劳动的根源。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现代化社会，生产技术的提高推动生产速度不断加快，而这一加速背后所隐藏的是异化劳动。自动化的机器生产取代了工人的直接劳动，机器生产速度异化了劳动者的生命速度，作为人类本质的劳动转变为在自动化机器这种异己力量所支配统治下的被动式劳动，劳动者失去了选择个人发展方向的自由。而且，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导致劳动者在一定的时间内只能从事细小的工作。从这一角度看，劳动者个人发展的自由选择亦受到了限制。因此，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生产自动化不仅未能将人从剥削压迫中解放出来，反而加重了这种剥削与压迫，自由变得更加遥不可及。对于资本主义而言，生产力的加速极大提高了其利润获取的速度，但生产关系存在极限性，一味地追求生产力加速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这种内部矛盾成为了推翻资本主义的有力力量。

　　由此可见，左翼加速主义主张反抗资本主义并不是拒绝现代化，不是让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慢下来，而是抓住资本主义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部矛盾，提升生产力速度，从而使资本主义在这种生产力持续加速的泡沫化发展中走向自身的灭亡。正如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在《创造未来：后资本主义——一个没有工作的世界》一书中所言：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扭转，应当发展出一种新的视角，即回归现代化及自由的本真概念。利用异化，接受现代化，正是左翼加速主义所理解的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真谛。加速主义下，生产力的加速不再是禁锢普通民众自由的工具，而是普通民众的集体性反抗策略。威廉姆斯在其《无策略者的策略》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论述，他主张加速主义是“一种复杂的理性机制”，是无策略者的集体性智慧结晶，这种集体智慧可以创造“超越规范的可能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受到国外学术界日益关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制度体系等逐渐成为国际左翼学者关注并研究的热点问题。域外国家或地区对这些政治举措的认可恰好从侧面体现出对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肯定。其中不乏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评价，如前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发出“21世纪人类进步先驱的角色将由中国担当”的言论。芬兰左翼学者佩蒂·哈基宁（Pertti Honkanen）高度认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这些举措体现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共赢的态度。法国左翼学者丹尼尔·塞瑞拉（Daniel Cirera）对中国发展道路予以肯定，指出中国以平等的姿态与其他国家开展以互利共赢为目的的经济合作，提出“一带一路”等倡议，使其经济发展成果真正地惠及国际。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