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媒体技术不断发展，媒介素养的名称不时更新，内涵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学者们对照媒体技术发展引发的变化，使用了“泛信息时代”“大众传播时代”“新媒体时代”等众多术语。而与媒介素养相关的名称，就有媒介素养教育开展初期的电视素养、视觉素养；互联网普及后的计算机素养、信息素养、网络素养；数字时代的数字素养、跨媒体信息素养等。
ChatGPT的诞生让人工智能从第三次浪潮的谷底精彩回归，同时也引领传媒业进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运用，给生活全面媒介化的人们带来巨大影响，为此，人们需要调整自己的意识、能力和态度，以适应智能传媒时代的发展。一方面是人工智能技术促使传媒行业产生重大变革，另一方面则是人工智能技术在传媒行业的应用对大众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传媒行业产生重大变革
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面渗透，宏观上重塑了传媒业的业态面貌，微观上再造了传媒业的业务链。
提升信息传播速度。当前，很多著名新闻媒体机构已在新闻采写、编辑和传播环节使用自动写作技术、相关软件和解决方案，一些互联网公司也凭借自身强大的技术优势，跻身自动写作产品的研发。如《洛杉矶时报》使用自行开发的智能系统用于地震等突发新闻的报道；路透社和《华盛顿邮报》使用智能程序核实新闻的准确性，协助编辑进行审稿；《卫报》《纽约时报》均将智能软件用于筛选网络文章，向社交网站平台推送或生成实验性纸媒产品。国内自2015年腾讯财经频道自动化新闻写作机器人Dreamwriter开创先河以来，新华社、阿里巴巴公司与第一财经集团、今日头条、南方日报社也纷纷推出了各种写作机器人。这些新闻媒体机构在新闻传播领域主动研究、运用自动写作技术，其最大动力来自对新闻报道和推送时效性的追求。事实证明，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提高了新闻生产的效率。在信息采集环节，以传感器为载体、大数据技术为支撑的传感器技术拓宽了信息来源的途径，扩增了信息采集的维度；在新闻编辑制作环节，智能机器人的加入，提升了新闻生产速度，降低了写作成本。
增强个性化传播体验。当前，基于用户偏好的算法推荐和人工智能技术，已广泛运用在新闻、购物类应用和网站之中。通过媒体信息、内容资讯产品的个性化推荐与分发，极大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针对性与精准性，为用户提供定制化服务。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媒体平台根据对用户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和判断，实现了对用户需求的个性化匹配及反馈。例如，“今日头条”之所以能集新闻定制化分发、大数据广告等功能于一身，依托的正是个性化技术和对用户的数据挖掘。智能平台的运用，打破了传统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固态定向传播”，而大数据资源平台和用户沉淀平台的打造，则为个性化服务和用户黏性的增强奠定了基础。人工智能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混合现实技术的综合运用，创造了日趋强烈的、身临其境的“在场感”，增强了用户的“代入感”。
变革传媒具体形态。人工智能技术以其特有的优势，依托移动终端、大数据平台、传感器等，给传统传媒行业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运营方式等带来诸多变革。机器人写稿等人工智能技术增强了新闻传播的时效，直接改变了突发事件报道的新闻生产流程。此外，智能化和互动性的信息呈现方式在提升用户体验方面发挥了较积极的作用，使得用户体验成为人工智能时代众多媒体发展的重要依据，基于用户体验的新闻报道也成为一个可行的策略。
人工智能技术给新闻传播媒体带来的不仅是形式上的变化，更是新闻传播理念的变革与思维方式的创新。它使得媒体自身更加开放，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更为便捷，也使得出版系统、视频传播系统、报刊系统、自媒体系统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连接与融合将成为常态。
对大众媒介素养提出新要求
目前，“人工智能”写作模式核心在于利用大数据对信息进行分析，然后按照一定的算法对资料信息进行排列组合，并以新闻报道要求的模板将其呈现出来。研究者曾经对人类记者和自动写作软件撰写的财经、体育新闻稿件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人们更认可人类记者撰写的新闻稿件。相比而言，自动机器写作软件有较强的数据收集能力、数据处理能力和较快的新闻写作速度，但与人类记者相比，目前的自动机器写作软件在新闻洞察力、敏感性、新闻信息深度挖掘能力、信息处理加工能力、人文关怀、舆论点评和创新性方面尚存在欠缺，而这正是大众媒介素养需要拓展的内容。
信息识别方面，应注意信息传播的低俗倾向。从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角度看，人工智能技术基于个人“兴趣”进行个性化的、智能的内容推送与分发，仅仅依据是否吸引眼球和点击量的多少，并完全依赖算法推荐和机器抓取来生产、推送新闻，很容易促使媒体机构传播的内容在价值取向上出现偏差，形成难以回避的负面影响。纯粹靠机器抓取而没有人工把关的做法，难以避免信息传播低俗化。这是因为，基于人工智能的个性化信息推荐与分发，更多的是基于人的感官刺激、感性需求，而且这种刺激、需求还与信息的供应相互之间不断强化，进而导致了信息传播的娱乐化、碎片化、低俗化。
信息分析方面，应警惕“信息茧房”的负面影响。从信息接受的角度出发，普通公众对信息的选择具有明显倾向性，他们固守单一、同质，排斥多元、异质，因此倾向于接触与自己立场一致的信息，而刻意回避与自己既有立场不一致的信息，久而久之，形成凯斯·桑斯坦所说的“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这极有可能造成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忽视一些重要的异质化信息，可能会影响个人的发展。二是可能导致舆论导向面临重大挑战。一些受众对严肃新闻、主流新闻关注度的下降，会导致公共舆论意识的弱化。三是可能会弱化人们发现和提炼优质信息的能力。互联网时代的海量信息对人们的信息获取、分析的能力提出较高要求，这也是信息素养、媒介素养引起人们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过度依赖自动的个性化推荐，也会使得人们在获取、分析信息方面不能得到相应的训练和提高。
媒介批判方面，应提防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人工智能技术在传媒业的应用过程中，可能带来风险及伦理冲击，应引起学者们关注。一是过度的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会增加公民个人信息泄露风险。广泛的收集行为导致的数据爆炸，不但使自动数据分析成为必然，也使得自动数据挖掘产生的信息传播成为“传感器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些通过自动数据挖掘产生的信息，包含着动作习惯、打字习惯、网上搜索行为、消费习惯等可能成为确定个人身份的数据信息。这些个人信息受到法律保护，包含公权力机构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体均有尊重个人信息的义务。虽然各国政府都加强了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但是在立法尚不健全、侵害个人信息又常常具有大规模轻微损害特点的情况下，政府的管理还不足以完全代替权利人自身的保护。二是算法设计的不完善，会增加人工智能技术滥用的风险。自动机器写作软件通过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以固定的模式快速地完成写作。但是，如果这样的模式不注意新闻的多样性而基于简单的算法设计，就可能违背新闻传播的基本伦理准则。例如，在一些灾难报道中，写稿机器人如果过于注重具体细节的客观呈现，就有可能会刺激受众的感官和情绪，甚至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面对智能技术的发展对传播领域造成的巨大冲击，媒介素养研究也应当密切关注并作出积极回应。特别是要充分认识和理解新技术对信息传播、教育、文化甚至生存环境带来的结构性、革命性的影响，尽早观察和预测未来的社会生活、传播及教育发展的方向，既为大众的个人健康发展提供丰富的传播养分，也为未来新媒体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作者系南京邮电大学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