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新闻是指精心策划、明知虚假而故意传播的信息。造成虚假新闻泛滥的因素较多，本文主要从智能媒体的技术逻辑、平台的经济逻辑来探究虚假新闻泛滥的深层成因，进而探寻治理路径。

　　网状传播增加虚假新闻识别难度

　　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社交媒体导致辨识虚假新闻的难度增加。人工智能正在颠覆传统新闻生产和传播的方式，自动化算法、社交机器人等技术能够在短时间内生产大量的内容，并且嵌入人们的社交网络以点对点的方式进行快速传播。曾经的假新闻表现为文字、图片形式上的造假，形式较为单一，人们通过逻辑推理很容易识别。但人工智能的发展，促使新闻信息从单一形态向多模态转变，同时表情、动作、音乐等非语言形式开始成为新闻的重要内容。在人们享受智能媒体生产的多模态信息内容时，也带来了识别虚假新闻的挑战。如在新闻短视频生产中，深度伪造、人工合成技术已趋于成熟，音频、动作、表情等多模态信息可共同作用于提升效果。

　　基于算法推荐和社交媒体的传播方式形成的网状传播脉络导致虚假新闻难以根除。左亦鲁指出，人工智能时代虚假新闻的传播不仅是制造一个点，更会编织一张“网”。例如，为了抹黑甲，假新闻会制造关于甲的一系列被媒体报道的不良记录。即使人们去检验也会有早就提前做好的假报道、假网站和假证据或截图，大量社交机器人会在短时间内对虚假新闻通过点赞、转发等形式开展潜在用户的定向投放，形成爆款，使人们陷入“算法黑箱”。假新闻与假证据相互配合、相互验证，一个虚假的新闻点变成一张“网”，虚假新闻就变得前所未有得真，“新技术对假新闻的帮助不只体现在网越织越大，更是网越织越密”。

　　社交媒体上的虚假新闻并非全然虚假，只是在重要的关键的信息上是虚假的，因此也被称为“误导性信息”，其特点是具有操纵性、攻击性、政治性，美国大选中这类误导性信息就占了大多数。此外，智能媒体算法推荐个性内容的方式，会使用户生活在高度同质化的“信息回音室”，形成封闭的圈子。这致使用户对不同观点缺少反思，对现实缺乏真实的理解。沉浸在这张环环相扣、虚虚实实的新闻之网中，各方对虚假新闻的辨识和澄清也就变得更加困难。

　　流量至上纵容虚假新闻传播

　　现如今，人们获取新闻、观点的主要渠道已从传统媒体转向了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社交软件。社交网络媒体平台背后的逻辑是“大数据”，换言之就是“流量经济”。用户使用社交媒体虽然是免费的，但他们留下的数字痕迹以及由此产生的大数据却成为平台的财富资源。左亦鲁认为，流量、日活跃用户数才是网络平台赚钱的真正密码——更多的流量和日活跃用户数可以为平台带来更多的广告收入，用户在社交平台上产生的大数据更是具有惊人的商业价值。更多的用户和流量意味着更多的广告收入，社交媒体想尽办法去吸引用户和流量、积累数据就成为最理性和最普遍的做法。

　　后真相时代，情绪的传播力远远超过真实的新闻。一些社交媒体掌握了流量经济的密码，打着传播正能量的名义，炮制虚假新闻、发布煽动网民情绪的信息，如挑起性别对立、地域歧视、贫富差距、家庭伦理等争议性话题，挑动网民朴素的同情、正义、猎奇等情绪，从而收割流量，获取利益。《新闻记者》杂志发布的《2021年传媒伦理研究报告》记录了一则爆款假新闻，某抖音用户为了博取眼球，发布消息称自家车位被宝马车无故占用，一气之下用自家路虎车堵住宝马车，且宣称在车里放了价值百万的花瓶。宝马、路虎、百万的花瓶这些字眼勾起了网民对富人奢靡生活的好奇，再加上跌宕起伏的情节，该用户很快就吸引了70多万的粉丝。在流量经济至上的逻辑下，网络平台缺乏足够的激励去限制、删除、惩罚虚假新闻的传播，甚至还会默许、鼓励其滋生。

　　互联网在中国发展之始，网民多受过中高等教育，当时的BBS还存在理性的公共讨论。郑雯等学者指出，近20多年来，中国网民总体用户结构不断向低学历人群下沉、扩散，中等和高等教育水平的群体在网络舆论场结构中的比例大幅下降，网络空间底层化趋势明显。智能技术优势打破了传统媒体资源配置集中化的限制，新闻生产、定义真相的权力向大众转移。在流量经济逻辑下，一些自媒体尤其会利用争议性、冲突性的社会事件来人为杜撰、移花接木、有意夸大、突出或删减部分事实，将具体个案上升到抽象的社会对立议题，通过蹭热点的方式来吸引流量达到盈利目的。如此一来，必会引发虚假新闻的泛滥，导致更严重的社会阶层的分化。

　　构建多主体参与的全球治理模式

　　虚假新闻的泛滥导致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公共领域理性缺失、冲突不断。因此，虚假新闻治理是一项急迫的任务。智能媒体快速发展、全球化不断深入，原有的权威被打破，利益相关方的多元化导致虚假新闻的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首先，应加强事实核查。目前，新华网的“中国网事”、央视网的“辟谣联播”、人民网的“求真”、中国经济网的“谣言粉碎机”栏目，都是专业媒体设立的事实核查平台，腾讯的“较真”也是专业化事实核查平台，2018年腾讯还推出“较真辟谣神器”小程序。“较真”采取开放式核查，邀请各领域专业人士、机构、媒体参与核查信息内容，另外以各种互动游戏的方式吸引用户参与，核查结果在每篇查证文章的标题右侧，标记真实、有疑问、虚假三个等级。微信公众号“有据可查”不但会澄清虚假新闻，还会向社会阐明新闻专业标准。但是事实核查制度应在更多媒体/自媒体平台以更严格的方式执行。另外，关于核查机构的资质、核查范围、核查对象的权限等尚未有明确界定，有关法律制度亟须健全，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隐私权。

　　其次，政府应促使平台与自媒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对虚假新闻造成严重后果的要给予严惩。对于平台来说，应当授命算法专家采用更加多元化的算法推荐机制，调整算法内容的评价体系，推动内容从流量至上过渡到重视公共价值，加强对算法运行全流程的监管，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的监管体系。

　　再次，提高大众的智能媒介素养。学校、社区开展素养教育，使大众了解虚假新闻传播的动机、使用的话术，提升大众甄别信息真伪、信息类型的能力，以开阔的视野维护健康的网络舆论空间；培养大众对算法运行机制的了解，警惕算法营造的“过滤泡”。

　　最后，要发挥国际机构之间以及国际机构与政府、非政府组织的紧密合作，构建跨国虚假新闻的行动者网络。可发挥联合国有关机构的作用，建立跨国政策制定的沟通渠道，分享各国的治理经验，建立全球治理模式，促使全球行动者共同参与决策。

　　（作者单位：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