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外媒报道 当前，智慧城市的规划范式日益受到学者和社区活动家的关切，并引发热议。虽然已经有一些学者研究了数字技术改变城市形态的过程和方式，但由于新技术的不断出现和数据收集处理形式的不断更新，智慧城市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副教授莱恩·伯恩斯（Ryan Burns）和研究人员普莱斯顿·维尔克（Preston Welker）最新发表的文章《智慧城市的间隙性：游走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之间的智慧》，重点关注了智慧城市中“间隙参与者”的重要性。

　　该研究借鉴卡尔加里市进行的一项为期5年的研究，分析了城市中两组行为者：第一组行为者位于智慧城市层级结构的顶部和底部之间，如社区协会、非营利组织和临时工作组；第二组行为者由各个数字实践群体组成，他们的边缘化特性影响了数字系统在其生活中的表达和实现方式。作者表示，智慧城市的关键研究议程一般多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即政府和企业等强大的参与者制定计划，将信息和通信技术嵌入城市景观。而该文章提出了智慧城市的“间隙性”概念，呼吁重视那些理论知识不足、但对智慧城市发展有重要作用的参与者。这些参与者游走于不同话语圈，并由此产生特定类型的政治影响，在构想、实施和质疑智慧框架构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明晰智慧城市的规则是由谁制定的、为谁服务的，以及谁拥有智慧城市的权利，十分重要。作者指出，智慧城市是被制造出来的，相关研究应该阐明它们是如何被制造、由谁制造的。所以，智慧城市的城市规划需要深入了解各种参与者扮演的复杂角色。此外，以这种方式重新定义智慧城市，需要思考智慧城市计划和更广泛的数字技术如何能够得到执行和实施，以及谁有权对其提出所有权和管理权。这些考虑因素是让智慧城市研究重新回归创建更加公正的城市这一主旨的关键。

　　作者认为，该研究有三个重要价值。首先，研究有助于推动复杂政治的理论化。“间隙参与者”既不是被动接受者，也不是智能政策的渠道，而是在当前智能城市的认识论框架下被“降级”的行为者。“间隙参与者”虽然在正式规划的舞台上缺席，但他们仍实际参与并积极塑造智慧城市计划。其次，研究启发了人们开辟智慧城市规划的新途径。最后，研究将参与者纳入不同的角色和关系，通过重新强调“间隙参与者”，以便更好地观察和理解智慧城市复杂的政治地理学。

　　（褚国飞/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