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多年前，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在东方海洋贸易的垄断权。此后，东印度公司逐渐成为殖民主义和西方列强向其他大陆扩张的工具。2021年，少数西方学者开始为殖民主义发声，对其历史上的各种罪行进行粉饰和辩护。对此，更多的学者选择了坚决批判，他们强调，不断深入剖析和批判殖民主义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人为制造出的殖民主义“神话”

　　虽然殖民活动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殖民主义对西方社会文化依然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研究员奥列格·巴拉巴诺夫（Oleg Barabanov）表示，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及后来的英国殖民者开始殖民活动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殖民活动被美化和“神化”了。这些殖民活动的余波在今天仍然对西方舆论有影响。部分西方人把17、18世纪海上殖民活动美化成拓荒者的英雄主义事迹和传奇故事。此外，19世纪快速帆船和远洋通信的出现也成了殖民主义“神话”的一部分。这种所谓的“神话”在西方大众文化中不断出现，并以电影等形式进行传播。显然，对西方舆论中语义叙事的生产（production of semantic narratives）来说，殖民主义“神话”是相当“有用”的。

　　西方殖民主义制造的另一个“神话”更为复杂。巴拉巴诺夫表示，这个“神话”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老套范式中，即所谓殖民主义是“仁慈的”和“进步的”。这个观念曾经一度甚嚣尘上。它宣称，英国等殖民国家给被征服国家带来了技术，建设了大批基础设施，促进了教育发展，并允许殖民地居民有权在宗主国接受高等教育、让殖民地人民通过总督（或其他地方殖民机构长官）领导的委员会参与政治以及提高妇女地位等。即使在西方，这个“神话”在政治上也早已不是完全正确的了，除了极端右翼势力之外，很少有人敢以这种方式来鼓吹这个“神话”。但是，这个“神话”的某些成分仍然被保留下来，在西方的一些学术研究和流行文化中都可以看到相关论述和表达。所以说，西方对殖民主义的批判并不彻底，对关于“仁慈的”和“进步的”殖民主义“神话”的斗争，也成了前殖民地国家或地区对殖民国家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粉饰殖民主义言论是以偏概全

　　近来某些西方学者认为，殖民帝国本身并非一种意识形态建构，而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在历史上作出了其所谓的“贡献”。这些学者甚至主张殖民帝国的“影响不能简化为种族灭绝、剥削、统治和镇压”。有学者还提出了所谓的例证，如“1807年以后大英帝国对‘大西洋和非洲奴隶贸易’进行了打压；20世纪初期，非洲人在南非开普殖民地获得了选举权，并在1940年5月至1941年6月期间，成为非洲对抗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唯一武装中心”。

　　针对此种观点，从事非殖民化理论研究的德国拜罗伊特大学政治学教授萨贝罗·恩德洛夫-加茨赫尼（Sabelo J. Ndlovu-Gatsheni）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他认为，这种观点显然是以偏概全，选择性地使用历史事例并不能描绘出一幅完整的历史画面。他举例说，任何将奴隶制的废除归功于大英帝国的企图，都忽视了非洲被奴役人民从被抓捕直到在美洲种植园劳动期间的持续反抗。1791—1804年的海地革命就是这种反抗的象征，被奴役的非洲人民起来反对种族主义、奴隶制和殖民主义，这无疑表明欧洲殖民者施行的奴隶制度是历史的逆流。

　　恩德洛夫-加茨赫尼提出，在南非开普殖民地，殖民者将一些特权授予少数他们认为的当地所谓“文明人”，并且称这是殖民帝国带给当地的“礼物”。这种极不公正的做法充分表明，殖民者有意将非洲人进行人为割裂和非人化处置。事实上，非洲的反殖民斗争不是为了在殖民帝国的统治下获得投票权这样的小事，而是为了非洲的非殖民化和夺回作为人的尊严。

　　同时，南非开普殖民地成为非洲反法西斯阵地的事实并不能成为为殖民主义的罪恶辩白的论据。二战期间，英国确实是武装抵抗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国家之一。这是因为德国法西斯将原本针对被殖民者的种族主义暴行，也施加到了英国殖民者的头上。

　　此外，殖民主义者留给当今国际社会的显著印记，就是原殖民地的边界冲突。对此，巴拉巴诺夫认为，这些边界冲突，究其根本都是西方殖民主义的遗毒。在殖民主义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中，殖民者在原殖民地区人为制造边界争端，引发了原殖民地人民之间的战争和屠杀，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数百万难民流离失所。这些冲突都植根于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无法抹去的原罪。

　　学界必须坚决批驳有关殖民主义的叙事和“神话”。巴拉巴诺夫表示，对于前殖民国家的人来说，这些看似古老的殖民主义“神话”是一个极其不稳定的刺激因素。因此，在学界和政治议程上，重新反思殖民主义的历史问题变得越来越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