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弗洛伊德开创心理传记学以来，该领域经历了萌芽、形成、发展三个阶段。尽管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但直到由十几位国际著名心理传记学家撰写的《心理传记学手册》出版，才确立了该分支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心理传记学才作为心理学分支学科得以正式确立。

　　心理传记学的科学性问题

　　早期从事心理传记学研究的大都是精神分析学家，心理传记学被看成精神分析的应用，这个观念在现今的心理传记学研究中仍然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西北师范大学舒跃育教授认为，心理传记学在两个方面继承了弗洛伊德的思想：第一，通过分析早年未完成事件以潜意识方式对个体的影响，分析个体重大人生抉择背后的行为动机；第二，关注人类最神秘、最隐秘甚至连自己都不了解的内在心理活动。可见，精神分析在心理传记学研究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精神分析的科学性常常被主流心理学质疑，那么，基于精神分析的心理传记学是科学的吗？

　　心理传记学是不是科学，取决于对科学的界定。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科学必须经验证实或者证伪，一切不可证伪的都不是科学。基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观，心理传记学不是科学。然而，逻辑经验主义只是人类在一个历史阶段对科学的一种理解，它不可能垄断人类所有科学观。人类生活在一个包含神话、宗教、艺术、伦理、科学和哲学在内的多维世界，因而对科学的探究必然是多学科的，科学研究的对象也必然是丰富的，不可能只局限于物质世界，还应该涉及人的精神世界。那么，针对不同的对象，科学就应该有多种形态，对科学的理解也应该具备更加开放的视野。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科学是人类的历史活动，它与艺术、哲学、宗教之间不存在本质的差异。在后现代之前，人文心理学在心理学诞生之初就保持着对这门学科的不同理解。在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引论》一书中，科学被划分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两大类。作为从属于精神科学的心理传记学，目的在于研究人的精神层面和意义层面的东西，这些对人而言是根本的，虽然无法被验证，也不可证伪，但却是最接近人的生活世界，对人最有用的。如果忽视这些精神和意义的价值，就会带来现代心灵的不适，甚至病态发展。因此可以说，心理传记学是一门广义的科学，它的哲学基础是区别于逻辑经验主义的解释学。

　　心理传记学的方法论

　　解释学作为一种人文取向的、倾向于关注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哲学，与精神分析理论融合在一起，构成了心理传记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解释学最早的对象是《圣经》解释和古典文献的解释。狄尔泰将解释学定义为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当代解释学代表人物之一保罗·利科试图在方法论解释学和本体论解释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就是文本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被书写固定下来的话语都可以看成文本。这与伽达默尔关于“文字流传物”的精神不谋而合，两者都强调“文字”对于“文本”的核心意义，强调“文本”不仅包括“文字流传物”，也包括“非文字流传物”，如电影、绘画、艺术作品等。

　　后来，利科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阐释为一种解释学，并将“文本”概念扩展应用到精神分析理论中，如纳入精神分析中的象征、梦等。他认为，这些非文字形式也表达了意义，因而也能成为解释学的对象。这进一步扩大了“文本”的范畴，也使“意义”取代“文字”成为利科解释学的核心概念。但利科没有无限扩大解释学的领域，这在他对“符号”和“象征”的区分中体现出来。他认为“符号”只有第一层的意指功能，是“符号”中的感性载体所具有的意义。而“象征”除了感性载体所具有的意义外，还有第二层的意指结构。象征的两层意指以符号为前提，这种符号有初始的、字面的、明显的意义（即表层意指），通过这样的意义指涉另外的意义（即深层意指）。精神分析中的“象征”是心理传记学分析的核心，心理传记学透过表层意指探明深层意指。如在分析诸葛亮的《出师表》时，普通大众只能理解表层意指即君臣关系。但心理传记学的分析则能找到象征的深层意指，即诸葛亮以先帝之身份在言说，改变了他与皇帝之间的君臣关系，并把君臣关系变成一种心理意义上的父子关系。

　　心理传记学的技术实践

　　目前，心理传记分析有不同的模式，其中以“悬疑性问题”为核心的心理传记分析模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种分析模式的步骤如下。

　　第一，传主及悬疑性问题确定。心理传记学的研究对象是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非凡人物，被称为传主。在选择传主时，需要考虑传主是否有充足的文字资料和非文字资料，同时还必须考虑社会对传主的评价是否中立。传主确定后，就要确定悬疑性问题。悬疑性问题可以是传主人生中经历过的一些常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可以是传主生命中常常自相矛盾的方面；也可以是传主在常人觉得不可能的情况下，成就众人难以成就的功业或者表现出生命中让人惊异和震撼的方面。悬疑性问题可以扩展人性的边界，将心理学的研究指向人性的深处。

　　第二，资料选择与分析。确定好悬疑性问题后，就要对众多文本和非文本的传记资料进行筛选，根据精神分析中的一些重要指标进行分析，如“凸显性指标”“原型情景”以及郑剑虹提出的“成长性关键因素”。在宋小敏对刘邦与项羽的比较心理传记研究中，运用了“凸显性指标”对刘邦的所有传记资料进行选择和分析，发现了大量符合“频率”指标的资料，如在传记资料中反复出现发生在刘邦身上的各种神迹事件，这些神迹事件从他与众不同的身世到成为皇帝后都有发生。这些反复出现在传记资料中的事件都可以被判定为传主人生中最重要的、对传主人格具有很强解释力的关键事件，因而需要深入分析这类事件对传主的特殊意义。

　　第三，理论的选择与发展。从理论上讲，只要能够解释传主悬疑性问题的心理理论，都可以用作对传主资料的分析。由于传记资料中涉及深层的心理动力结构，因此会更多使用精神分析的理论来进行解释。但在运用已有理论解释传主时，常常会发现已有理论的局限和不足。因为心理传记研究非凡人物，在于发掘人类在某些方面的“最高水平”，这会不断扩展人性的边界，发现人类更多的心理盲点。所以，当已有理论无法解释时，需要在此基础上产生和发展新的心理学理论。这是心理传记研究最具生命力的一部分。

　　科学的研究基础是方法论，心理传记学的方法论是心理传记学发展的根基和前提条件。以解释学为哲学基础的心理传记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不仅能推动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发展，也能扩展向大众推广心理学已有研究成果的应用范围，提升心理学研究的价值。

　　（作者系铜仁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