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语言集中反映了文化的结构，即生活在某种文化下的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个体通过掌握民族语言来形成民族认知范畴。文化类型不同，语言的基本词汇不同，所形成的基本认知范畴也不同。
讲不同语言的人对世界的认知是否相同？人类思维是否具有同一性？讲不同语言的人之间能否相互理解？对此，语言普遍论和语言相对论有不同看法。语言普遍论认为，语言只是思维的输入/输出系统，讲不同语言的人在核心概念上有一致性，人类思维有同一性。语言相对论却认为，语言影响甚至决定思维，讲不同语言的人对世界有不同看法。近年来，随着心理语言学与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语言相对论。
游牧民族的基本认知范畴不同于农耕民族
人类文化可分成狩猎—采集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工业文化。不同文化有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不同语言。语言集中反映了文化的结构，即生活在某种文化下的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个体通过掌握民族语言来形成民族认知范畴。文化类型不同，语言的基本词汇不同，所形成的基本认知范畴也不同。
丁石庆论述过游牧民族语言的基本认知范畴。游牧文化是游牧民族与草原生态相互适应及适应成果的总和。游牧民族的语言记录了游牧民族认知世界的成果，体现了游牧民族的基本认知范畴。游牧民族的基本认知范畴有如下特点：特别关注草原上的生物，以细腻的语言来分类和命名；以畜牧业词汇为核心组织相关言语形式；以游牧生活密切相关的物体为喻体产生一系列隐喻、象征。游牧民族的词汇有如下特征：一是丰富性。反映游牧文化生活的词语在数量上比农业、狩猎业和其他行业的词汇丰富得多，且占绝对优势。二是广泛性。畜牧业词汇分布广泛，既涉及畜牧业生产技术、牲畜名称、衣食住行等物质文化领域，也涉及制度文化及精神文化领域。三是系统自足性。以游牧文化为核心的词汇自成体系，在语义结构上形成独具特色的网络层级体系。四是生成性。游牧民族长期同牲畜打交道，畜牧业词汇产生早，使用范围广，出现频率高，是口语或书面语中常使用的词汇，由此派生出许多新词、新义，生成能力强。五是原生性。畜牧业词汇是游牧民族生产、生活经验的历史积累。这些词汇是游牧民族语言的固有词汇。
对游牧民族而言，牲畜既是生产工具，又是生活资料。牲畜的双重性导致在游牧民族的语言中形成了一个特殊词汇群——家畜名称。家畜名称在畜牧业词汇中占据非常特殊的地位。例如，突厥语和蒙古语普遍重视大畜，包括对马、牛、骆驼、羊等的驯育。在游牧民族的语言中，家畜名称有如下特征：一是数量大。如在哈萨克语中，家畜名称约占畜牧业词汇的60%左右。二是构成独立的语义场。四畜或五畜构成的语义场自成一体，有显著的层次性。三是有丰富的语义范畴。家畜名称的语义类型十分细腻，分为年龄、性别、毛色、形体、步法、是否怀胎、阉割与否等范畴。游牧民族多属于“马背民族”。马被视为畜中之王。在语言中，与马的名称、毛色、形体、步态等相关的词语非常丰富，隐喻、表征形式构思独特，创意精巧，紧扣游牧生活主题。在蒙古语中，根据五种家畜的形体特征或形体结构的特征创造出来的词语很多。一般说来，将粗大笨拙的事物同牛联系，如“牛枪（大炮）”；把形体高大又灵敏的事物跟马比较，如“马勺（大勺）”；把形体高大且笨拙的事物同骆驼联系，如“驼豆（蚕豆）”；把形体小且不敏捷的事物与羊联系，如“羊熊（短腿熊）”；把小巧玲珑或精心制作的事物跟小羊羔或小山羊比较，如“羊羔茶（精制茶）”“山羊号（小法号）”。这种对事物的命名方式在游牧民族中十分普遍。游牧民族长期同牲畜打交道，家畜的形体、秉性、作用、特征成为思维的起点。当遇到新的事物或现象时，便运用家畜的特点去认知，并根据与事物最接近的某种家畜的特征来命名。这样形成的词语，成为游牧民族的基本认知范畴，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
在农耕民族的语言中，与农耕有关的事物或现象占基础地位，其词汇量丰富，影响范围大、程度深。例如，侗族以种植水稻为主，许多节日名称与水稻种植有关，如播种节、尝新节、关秧门节等。在汉语中，与农耕相关的词汇如“庄稼、肥料、养分、农田、果实、成果、播种、良种、禾苗、收获、丰收、菁（精）英、精华、培育、耕耘、成长、及时雨、稻粱谋、社稷、饱满、茁壮”等在语言中占相当大比例，涉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各领域，由此产生的联想、隐喻、俗语、谚语在语言中比比皆是。又如，汉族人信奉土地爷，崇尚黄色，而黄色正是土地的颜色。汉族人将祖国视为母亲，祖国与土地联系在一起。土地有生长功能，母亲也有生长功能，二者形成特殊的隐喻与联想关系。又如，用“种子”喻指后代，称坏孩子为“孬种”，将亡国称为“灭种”，把教师比作“园丁”，将学生称作“学苗”。因此，与农耕有关的事物及术语构成农耕民族的基本认知范畴。类似地，在现代术语中，“合格、产品、次品、设计、成本、原料、包装、程序”等，构成工业文化中人们的基本认知范畴。
了解基本认知范畴具有重要意义
基本认知范畴是个体最早掌握的概念。个体在基本认知范畴的基础上，通过联想、相似性比较、隐喻等形式掌握其他概念，形成认知结构。基本认知范畴不同，所形成的认知结构也存在差异。例如，游牧民族的亲属称谓不区分父系与母系，具有类别式特点，核心家庭占主导地位。这是因为游牧民族常迁徙，逐水草而居，亲属之间交往少；农耕民族聚居，亲属之间距离近，交往多，需要细分，故亲属称谓以说明式居多。游牧民族不盖房子，住帐篷，草原上土壤浅薄，其个体很难理解“基础扎实”和“根深叶茂”之类的词汇。研究表明，不同民族的亲属词、颜色词、空间词、时间词的概念结构维度不同，与不同民族的基本认知范畴不同有很大关系。
基本认知范畴构成讲话者的原初概念结构。个体知识以概念网络形式存储在讲话者头脑中。学习者形成新概念要以概念网络中已有概念结点为基础，将新概念与之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是下位的、上位的和并列的，个体通过同化和整合形成新的概念结构。基本认知范畴就成为个体概念系统的“纲”，成为个体形成复杂概念结构的起点，个体以基本认知范畴概念为经纬来组织概念系统。
既然不同文化的民族有不同的基本认知范畴和原生概念结构，那么，处于不同文化中、讲不同语言的人之间能否相互理解？回答是：可以相互理解，但一定要了解对方的基本认知范畴。这样才能以对方的眼睛来看世界，从而达到心灵相通。反之，语言沟通就会产生障碍。例如，一位牧民问一位来自农耕地区的人：“你家的牲畜都平安吗？”对方却以“我不养家畜”作答，这显然是误答，因为对方是在问候。一位汉族人指着一个孩子对来自牧区的人说：“一看就知道是谁家的种。”对方亦不知所云。如果说“一看就知道是谁家的羊羔”，对方马上就可以理解。
了解不同文化、讲不同语言的人的基本认知范畴既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也具有重要实践价值。理论上可厘清语言、文化与认知的关系，实践上可为跨文化交际提供指导。了解学生的基本认知范畴对民族教育也有重要启发意义。奥苏伯尔写道：“假如我不得不把全部的教育心理学归纳为一条原理的话，我将一言以蔽之：影响学习的惟一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学习者已经知道了什么，探明这一点，并据此进行教学。”民族教育工作者一定要了解学生的基本认知范畴，并在教学中引导学生运用基本认知范畴去消化、理解新知识。要做到这一点，教育者首先要了解学生的母语和母文化，了解学生所属民族的生态环境、生产方式、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清楚不同民族在生态环境、生产方式、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方面的差异，明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其产生基础是农耕文化）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其产生基础既有农耕文化，也有游牧文化或狩猎—采集文化）的异同及其导致的基本认知范畴差异。其次，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中，要给学生提供相应的汉文化知识和具身经验，让学生通过体认、隐喻、联想等方式来理解新概念，并使之与学生的基本认知范畴发生联系。这样，学生的新旧知识就可以相互作用，合理的认知结构才能迅速形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才能卓有成效，民族教育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广西师范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