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在数字乡村发展背景下，“新农人”概念近年来应运而生。狭义的“新农人”是以互联网为工具，从事农业生产、流通、服务的群体；广义的“新农人”是具备互联网思维，服务于“三农”领域的群体。在互联网的技术赋权下，“新农人”的媒介实践展开了多元探索行动。从自我表达到公共议题，从线上社区到线下再组织化，相对于普通农民，“新农人”的数字素养更高，主动性和创新能力更强。

　　乡村治理需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要聚合各类人才资源，引导农村致富能手、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等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如今，“新农人”在乡村协同治理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字时代的“新农人”媒介实践，带来赋能乡村振兴的力量，要充分挖掘其共建共治共享的内生动力。

　　“新农人”组织化媒介实践：拓展基层治理空间

　　“新农人”的媒介实践，不仅实现了技术层面的媒介域拓展，以及农民个体表达的声域拓宽，还带来组织层面的再聚合与新链接。组织振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新农人”借助新媒介平台，链接更大范围的市场网络，开拓了组织振兴的行动范式。例如，广西农妇“巧妇9妹”，以发布乡村小视频为切入口，建成电商基地，并免费开设直播培训班，不断孵化当地电商人才，把“新农人”成本收益模式转化为合作社组织发展的有效模式。

　　全面推行乡村振兴，必须重视农民新媒介实践组织化的力量，吸纳整合资源，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新农人”媒介实践，促进了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市场化逻辑嵌入传统乡土治理格局，激活了乡村的组织凝结方式。从血缘地缘的连接到“理性人”经营性动员型组织，互联网日益成为驱动乡村振兴发展的先导力量。农民参加合作社每年可获得分红收入，推动集体产业扩大再生产。“新农人”驱动的再组织化有助于吸纳整合资源，重建乡村主体性，培育乡村内生动力，也为农民的生计拓展和利益表达提供了秩序性的组织路径。

　　“新农人”发挥在地情结：拓宽基层治理功能

　　地方是人们凝聚价值的空间，“在地情结”既是人与地方的情感纽带，也是地方发展的动力。媒介地方感包括了认知、情感、行为等层面，认知层面即熟悉与识别某地，情感层面包括归属感、依恋感以及认同感，行为层面是通过媒介使用所展开的社会联系与实践。“新农人”的媒介实践凝聚着“在地情结”，他们建设家乡的深层情感可以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动力，成为参与基层乡村治理的积极力量。立足当地资源、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和村民实际需求，因地制宜，挖掘发展潜力，拓展文化治理、舆论治理、道德治理等层面的功能，促进乡村共同体建构。

　　“新农人”媒介实践蕴含着振兴家乡的情感因素，在不同范围内实现资金和劳动力等经济资源的整合与优化配置，以服务于基层治理，促使村庄治理向多元治理的模式转变。如四川岫云村党支部书记李君与返乡青年一起开设直播账号，为推广农产品直播带货，以线上与线下结合模式宣传“岫云村”品牌。其新媒介实践强调集体荣誉感，特别强调“乡情”元素的运用。他们还注重将返乡青年培育为村庄建设的主力军，增强其家乡归属感和认同感，拓宽基层治理功能。“媒介地方感”的守护有助于促进治理主体之间的支持、沟通和认同，从而达成共同愿景。

　　提升农民数字技能

　　数字素养是获取、整理和应用数字信息的综合能力。2021年11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提出，要把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作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工作。其中提到“提升农民数字技能”，要提高农民对数字化“新农具”的使用能力。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数字素养的培育影响着“新农人”媒介实践的行动效果，有助于提高农民对乡村治理实践的参与能力。数字素养赋能的多元主体参与融入与协同创新，以建设性的思路，驱动乡村振兴，也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共建共享理念。

　　基层治理可以挖掘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潜力，发挥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同性能。数字技术逐渐嵌入乡村治理各领域，政府和企业可以与“新农人”联合行动，运用“新农人”的网络影响力，为振兴乡村服务。例如，广西农妇“巧妇9妹”不仅带领村民组建合作社，为村民捐资修路、建文化馆，还在抗疫、安全知识宣传等方面发挥出积极作用。四川岫云村党支部书记李君在岫云村新媒介实践中首创的“以购代捐”的扶贫模式被写进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在多元治理主体协同中，可以建构“善治”理念，促进民意传播，吸纳多方智慧，搭建公共讨论平台，真正让政策上通下达，促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提到：“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推动乡村组织振兴。”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互联网技术赋能数字乡村建设，乡村振兴要激发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数字治理。“新农人”媒介实践吸纳整合资源，激发乡村组织化和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新农人”组织化媒介实践，拓展了基层治理空间；“新农人”发挥在地情结，拓宽了基层治理功能。培育“新农人”数字素养，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则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基层治理的新空间。

　　与此同时，要注意到“新农人”参与基层治理的局限性，包括内部差异大、数字素养不足、多元治理主体理念分歧带来协作难题、流量经济驱动带来商业异化等问题。互联网日益成为驱动乡村振兴发展的先导力量，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相辅相成，“新农人”数字素养提升尚有很大空间。未来，要加快建设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动数字服务和培训向农村地区延伸，进一步提高“新农人”媒介实践赋能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的分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本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21LLWXB085）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