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际关系学科一支的发展援助研究

　　福利国家研究，特别是福利国家的比较研究，可能导向很多其他的研究方向，例如可能在福利经济学或福利政治学领域加深造诣，而我却转向了国际发展援助领域，这里也有几个原因。首先是我认为，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科片的一名工作人员，除了要有一门比较专业的知识（例如欧洲福利国家研究）以外，还应当对国际关系学科有所贡献。我在布兰代斯大学求学的时候，曾经上过罗伯特·基欧汉和罗伯特·阿尔特这些知名国际政治学家的课，也去弗莱彻国际关系学院旁听过一些课程，但是对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没有产生特别的兴趣。我关注的国际关系属于务实一类，也就是国与国之间真实地发生着的那些关系，例如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政治外交关系、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还有就是长期少有人研究的援助关系。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和结构性的变化，全球化在多个层面打破了国家间的边界，使国家间的关系变得空前丰富多彩起来，传统的外交理论远远不能解释各种新现象。援助关系（在国际上多称为“国际发展合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历经发展变迁，从开始仅仅体现国家意志和利益，发展出一整套相对超越了国家利益和意志的体制机制和话语体系，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受援和援助双方国家的发展，而且参与塑造了当代的国际关系。在美国求学期间，我也曾在国际发展组织短期工作，大致了解当时在联合国有咨商地位的600余家国际性非营利性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情况和能量，了解这些组织的资金支持很多来自国际发展援助渠道，因此一直都希望有机会系统地梳理一下国际发展援助的来龙去脉。当然，国际发展援助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在理论上是相通的，前者是跨国的财政转移，后者是国内的财政转移，决定这两种转移的要素不同，但是在逻辑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比较起来十分有趣。

　　对外援助涉及的层面很多，也有很多正式的名称，例如“官方发展援助”“国际发展合作”等，都属于对外援助讨论的范畴，个别国家还把军事援助纳入对外援助的计算，但多数国家的对外援助主要关注发展问题。为了更好地体现国家间平等的原则，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其对外援助称为“国际发展合作”。

　　对外援助大量地讨论发展问题、贸易问题、社会问题、法律问题，以及日趋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如人口的增长和流动、环境的污染和水资源的短缺、传染病的流行、毒品及其他犯罪问题等，这些都是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很少覆盖的知识领域，但却早已进入了外交事务议程。这种现象给分散在各个领域里的研究者提出了选择分析工具和相互交流的难题。

　　要想了解对外援助的性质和形式，还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提供援助的主体，例如主权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资本主义制度严重失衡引起的，大战的起因就是市场和有组织的社会要求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欧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再主张用自由主义原则重新建立被战争摧毁的国家，而是要有效地平衡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大众民主的政治制度，并对社会进行保护性干预，让经济、政治、社会机制相对平衡、相互制约。由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国际资本市场为后盾，利用控制银行系统的优势，调动世界资本市场，促进西方世界的经济增长和收支平衡，但是全球失衡现象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愈加严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西方，“马歇尔计划”致力于在重建欧洲国家的同时重建市场；在东方，中央政府在规划企业和社会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主权国家和东西方两大阵营由于内在结构的不同而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国家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和国家间关系。美苏的对外援助活动分别服务于各自阵营的建设。在东方，苏联援助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西方，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重建战后的西欧，在那里巩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二战后，亚非拉前殖民地获得了独立，成为两大阵营中间的“灰色地带”，随即由于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而陆续获得了来自东西双方的援助。在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还出现过美苏竞相提供援助的情况。接受西方援助的国家往往同时引进资本主义的制度模式，而接受东方援助的国家则学习社会主义的制度模式。由于东西方的战略和制度对峙，朝鲜、韩国曾经一度成为美苏分别予以援助最多的国家。

　　从“马歇尔计划”开始，对外援助政策就在国际和地区性冲突的善后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不仅如此，对外援助还涉及了不为新闻媒体关注的广阔领域，深入到了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生活的层面。在一些专门从事外援工作的机构中，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评论：发展援助并不总是成功的，但是所有成功的发展经验中都有援助的作用。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利用外援资金，投资急需的基础设施和能源建设，后来又投资于市场建设、健康和教育事业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外来的发展援助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同时也是援助国，进入21世纪以来，对外援助拨款和力度不断增加，为世界瞩目。作为援助国，中国奉行平等互利、尊重主权、讲求实效等原则。无论是作为发展中的受援国，还是作为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中国都需要比较完整而透彻地了解国际外援提供者们的理论、机构、政策和方法，为中国的改革发展事业和外交政策提供有益的参考。

　　对外援助还牵涉到众多的跨国行为者、复杂的利益关系、烦琐的行为规则和行为方式，以及厚重的历史背景和特殊的国家间关系。在20世纪末我开始涉足这个领域的研究时，上级、同事和朋友们都还不太理解，认为我在关注“冷门中的冷门”，即使在国际关系学界，对外援助问题也很少有人问津。有善意的意见建议我放弃国际发展援助研究，专注于研究南北关系的大问题。但我认为，作为国与国之间深层交往的一条现实纽带，总需要有人去研究，而且因为国际发展援助涉及多学科综合，所以通过这一小小的洞口可能窥见惊天动地的大场景。因此，在那之后的20余年间，我在主要业务工作之余，不时地关注一下对外援助领域里的进展，对外援助研究逐渐成为我的另一项业余爱好。后来能把业余爱好做成一定规模是我始料不及的。随着“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收官和有关“后2015议程”讨论的升温，国际发展援助问题逐渐从“冷门”变成“显学”。其实这个题目远非20世纪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技术性的小课题，相反是能够牵涉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多个领域的国际关系议题，因为敬畏于这个题目的庞大和复杂，我在开始研究的时候设计了一些明确的步骤，并组织了一个国际化的团队。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周弘：在“茶”与“咖啡”之间》，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