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 

　　学人小传 

　　1926年生于安徽芜湖，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2021年5月28日于武汉仙逝。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湖北荆楚社科名家、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美国奥古斯坦那学院（Augustana College）荣誉法学博士、日本创价大学与关西大学荣誉博士。享誉国际的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现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的创办人和领导人。曾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荣誉资深教授、名誉所长，华中师范大学池田大作研究所名誉所长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在辛亥革命史、中国资产阶级及中国商会史、中国教会大学及基督宗教史、近代化道路比较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研究等领域均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

　　2021年初夏前的清晨，在华中师范大学清幽美丽的校园里，经常可见到一位肩挎着包，精神矍铄、步履稳健的耄耋老人，走在忙碌的上班人群中，遇到熟人便和颜悦色地点头寒暄。有时，一些朝气蓬勃的学生会三五成群兴奋地跑过来，争相挽着老人的胳膊，与他合影留念。他就是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如今，先生已逝，但那些美好温馨的画面依然长留在华中师范大学师生的心间。

　　无论校内校外，凡是熟悉章开沅的，定格在他们脑海中的是他待人接物的温文尔雅和宽容豁达，是他的严谨治学和勇于创新，是他敏捷的思维和幽默的言语，是他对生活的热忱和乐观，还有他与世俗弊端和不公正抗争的大义凛然。章开沅早年历经坎坷，却通过奋发拼搏和开拓进取，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人生之路，他勤于治史，春风化雨，为中国近代史学研究和史学教育贡献了全部力量。

　　世事沧桑 坎坷成长 

　　章开沅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市），章氏宗族聚居在芦苇丛生、风景秀丽的荻港村。荻港人迫于田地匮乏，多外出经商，或游幕谋生，章氏先祖亦不例外。章开沅的曾祖父维藩公，早年效力左宗棠西征大营，转战于新疆南北两路，后以军功保举，历任安徽牙厘局提调、无为州知州、怀宁县知县、宣城县知县等职。因厌倦仕途，维藩公于甲午战争后投身实业，先后在安徽芜湖和当涂创办益新面粉公司和宝兴铁矿公司，从此在芜湖安家。章开沅出生时，家道已然中落，先辈当年的辉煌不复，但家族先辈维藩公的形象却深深烙在他脑海里，正是曾祖父的事迹引发了他后来研究张謇的兴趣。

　　由于时局动荡，战乱频仍，家境衰败，章开沅的童年辗转异乡，先后随父母迁居上海、当涂、武汉等地。章开沅曾就读于芜湖襄垣小学，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全家被迫西迁，避居重庆乡下。因家庭经济拮据，父亲将章开沅兄妹送往江津国立九中就读，借助政府“贷金”继续学业。此时的章开沅酷爱文学，勤练写作，因其冷峭的笔调被同学们称为“小鲁迅”，在他内心深处，也树立了将来成为一个文学家的梦想。可惜在那颠沛流离的烽火岁月，许多美好时光都转瞬即逝，许多人生梦想都无法成真。1943年夏，章开沅因学潮受到牵连被开除学籍，戛然停止了“田园牧歌似的中学生活”。

　　初次失学的章开沅为生活所迫，进入重庆一所计政人员专修班学会计，因与军训教官发生激烈冲突，又一次被学校开除。后在重庆、泸县之间的川江上当船工，浪迹社会底层，饱受风餐露宿之苦。这段短暂而艰苦的流浪生活磨炼了章开沅的意志，使他洞悉了社会的黑暗，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持有深深的同情，他后来作为历史学家的使命感与悟性或许也由此而来。

　　结束流浪生活后，章开沅在家族长辈的安排下，在粮食部重庆仓库抄写公文。这一时期的章开沅，晚间独居临江吊脚楼上，勤阅文学书籍并练习写作，他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和对时局的感叹都寄寓其中。

　　1944年冬，抗战形势危急，“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章开沅毅然投笔从戎，报名上疆场保卫国土。1944年12月至1946年6月，他在青年远征军201师603团接受训练。由于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章开沅未能亲赴前线杀敌。他一直对此引以为憾，戏称自己是“没有打过仗的抗战老兵”。

　　两年后，章开沅进入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学习，这段时期，他已崭露头角，展现出过人的才华。在校期间，他阅读了大量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投身学运。他文笔犀利、思维敏捷，具有较强的理论分析能力，曾创作两篇在校园内外颇有影响的时评，一为《武训与陶行知》，另为《漫话金圆券》。不久，年轻气盛的章开沅又产生了当一名战地记者的梦想，他认为“那才是充满挑战和刺激的职业”。但命运却使章开沅与历史结下不解之缘。在金陵大学，章开沅受到了严格的历史学训练，该校历史系创建人贝德士和当时历史系主任王绳祖都曾先后就读于牛津大学近代史研究院，比较重视近现代史与当代国际关系的教学与研究，这一切影响了他以后的专业取向。在金陵大学的求学岁月成为章开沅的人生转折点、新的起跑线。

　　时局的动荡激发了章开沅的爱国情怀。1948年冬，经由地下党员介绍，章开沅从金陵大学辍学进入中原解放区，就读于范文澜、潘梓年分任正副校长的中原大学。经短期政治学习后，留校在政治研究室中共党史组学习与工作。一年后，章开沅随部队南下至武汉，曾任中原大学一部五十七队助教，教育学院历史系助教、实习教员。因教育发展需要，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奉命与私立华中大学合并，改制为公立华中大学，以后又通过进一步合并，正式成立华中师范学院。章开沅从此为该校服务终身，将自己奉献给新中国的教育事业。

　　勤于治史 勇于创新 

　　章开沅最初并无意研究史学，然而烽火岁月、革命需要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与历史结下不解之缘。他真正对史学产生兴趣是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后，最初主要侧重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与太平天国史研究，随之而来的一些偶然机会促成他在辛亥革命史、张謇研究、教会大学史和南京大屠杀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卓著成绩。

　　章开沅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发端于1954年。当时德国历史学家贝喜发博士不远万里专程来武汉搜集辛亥革命史资料，章开沅立刻被这位德国学者的治学精神感动，也感受到了辛亥革命史的学术魅力，并开始痴迷于辛亥革命史研究。为进一步深入推进辛亥革命史研究，章开沅力排众议，在当时的困难形势下，坚决提议，要在武汉举办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经过各部门的层层审批，1961年，会议成功召开，这是第一场以历史事件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老革命家吴玉章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一开头就强调：“利用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周年纪念来进行学术活动，是推进学术研究的一个很好的方法。”章开沅在会上提交两篇学术论文《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和《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受到吴玉章、范文澜等学术前辈的赞赏。第二篇论文作为会议唯一一篇代表性成果在《新华日报》上全文刊载，大大鼓舞了章开沅致力于辛亥革命研究的雄心壮志。此后，由于研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而潜心张謇传记的著述，章开沅逐步成为史坛后起之秀。

　　然而仅仅三年后，章开沅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评论李秀成功过的文章，遭受重点批判之苦，从此被剥夺学术研究和发表文章的权利长达十年。“四人帮”垮台前夕，章开沅将个人沉浮置之度外，应人民出版社编辑林言椒之邀，与林增平联袂组织两湖和川、黔、豫部分学者共同撰写《辛亥革命史》大型专著。1981年10月，经过近四年的努力，12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三卷本终于全部出齐，成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一份厚重献礼。以此为新起点，章开沅一鼓作气，相继出版了《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等在海内外学术界颇具影响的专著。同时，章开沅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一系列见解独到的论文，如《辛亥革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等，在海内外史学界产生较大影响，被公认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权威。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章开沅继续开拓史学研究的新领域。1985年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刘子健教授来访，向时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的章开沅建议两校合作推动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1989年，章开沅主持举办了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内外30余位在这方面研究有素的学者与会，他与林霨博士合作主编的会议论文集《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也随之付梓。辞去校长职务以后，章开沅并未停下学术研究的脚步，他多次前往北美，在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专心研读有关基督教与教会大学的历史文献，并与海外学者广泛交流。回国后，他发起成立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后更名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整合学术资源，开拓研究项目。由此，教会大学史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分支，受到学界瞩目。

　　除以上领域外，章开沅还在近代资产阶级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屠杀研究，以及历史理论研究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

　　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除了勤奋和勇于创新，还与章开沅独特的史家品性紧密相连。“史学家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学者人格，无论在政治压力还是在金钱诱惑之下，都不能忘记这个根本”，这是章开沅治学为人的根本遵循。他认为，治史之人，必须以“超出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唯有如此真诚，才能不趋附、不媚俗、不作违心之言”。这些掷地有声的金石之言，体现了一个当代史学家的铮铮风骨，也是他始终能够坚持求实存真，不断探索历史真相的动力源泉。

　　乐为人师 培育英才 

　　章开沅经常说：“我欢喜教师这个职业，我欢喜学生，学生也欢喜我，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自执教以来，章开沅把教书育人当作人生最大的乐趣，在三尺讲台上乐而忘返，辛勤耕耘六十载。他注重言传身教，经常和学生打成一片，既是良师，又是益友。他始终关心学生，不仅为他们答疑解惑，还对他们嘘寒问暖，给予如慈父般的关心。教育是章开沅生命的寄托，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他的人生追求。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教师事业发展的紧迫需要，屡经失学之苦、大学还未毕业的章开沅匆匆登上讲台，担负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在中原大学任教期间，章开沅主要讲授中共党史和新民主主义论。1954年秋，他被安排独立为大学本科生和在职中学历史教师授课，主讲中国近代史，所授课程受到学生的广泛好评。尤其是他对教学的全心投入、深刻的见解、率直的个性、言语的风趣与平易近人，让学生难以忘怀。

　　20世纪70年代末，章开沅开始招收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1981年，又被批准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为全方位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他一手创办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后更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并将该所建设成为辛亥革命史、商会史、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中心和中国近现代研究人才的重点培养基地。当他即将离开耶鲁大学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短期执教时，该校两岸同学会的一位成员即席赋诗：“桃李满天下，文章惊鬼神。讲学广会友，寻道每怀情。侃侃谈国事，谆谆励后生。男儿轻聚散，唯愿海河清。”此诗可以说是对章开沅治学育人精神和业绩最真实的写照。

　　章开沅一向关心青年学者的成长，把他们视为希望之所在，他常说：“我愿为青年做一块铺路的石子，把你们前进道路上的坎坷铺平一些。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是多么谦逊而又高尚的精神！在研究生培养教育上，章开沅倾注了全部心血和热情，他不仅传授历史知识，还努力拓展学生的思维，为他们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引导学生开展独立的学术研究。章开沅曾在东京大学搜集宫崎滔天和梅屋庄吉的档案文献，并在苏州市档案馆勘察苏州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在这些工作过程中，他敏锐意识到若干新兴领域的研究价值，随即安排一些研究生进行系统的研究。一批优秀的青年学者由此脱颖而出，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重大成就。“我就像一只忙忙碌碌的老鸡，成天到处啄啄扒扒，如发现什么谷粒、昆虫之类，便招呼小鸡前来‘会餐’。”章开沅的言语中无不流露出他对后辈学人的默默期许与无私关怀。

　　自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后，因行政事务缠身，章开沅不再为本科生授课，但他心系学生，时刻关心青年学生的成长，常在百忙中抽时间举办学术讲座。每逢他的专场演讲，同学们都会早早到场，将会场围得水泄不通。他的坦荡胸怀、远见卓识、理智分析及慷慨陈词，对后辈学人起着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鼓舞他们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奋进。

　　“教师不仅是个教书匠，还要跟学生有默契、有交流，无论是眼光还是语言，都是其乐无穷。”几十年来，章开沅就这样乐此不疲，育英才无数。他尊重学生，平等对待每个学生；他爱护学生，尽力扶助和提携他们，对于那些已毕业离校的，还进行“追踪关怀”。学生们经常受益于他的谆谆教诲，认为“他不仅是可敬的学者，还是可亲的长者”。如今，章门弟子遍及海内外，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其中，有的在史学领域成绩斐然，有的在政治领域崭露头角，有的在商界经营有成，一个个又无不以章师为榜样来做人做事。这是章开沅执教以来辛勤耕耘的成果，也是最足以使他感到欣慰的赏心乐事。

　　引领华师 踔厉有为 

　　章开沅除了治史和育人，还有一段颇显辉煌的人生篇章，那就是引领华中师范大学的发展。

　　1983年冬，章开沅因较高的学术成就和声望被国务院任命为华中师范学院院长。当时学校内外障碍重重，新老领导班子的交接也出现了困难，许多日常工作近乎瘫痪。另外，章开沅在史学研究上虽已颇有成就，但仍需拓展深化，有许多重要课题正在进行。在这样艰巨的时刻受命，章开沅肩上的担子何等之重，责任何等之大。“时势造英雄”，正是这种困难重重的形势造就了一位睿智和充满人格魅力的校长。

　　为打开滞缓局面，推进学校发展，章开沅秉承开门办学方针，广泛吸纳各方面意见，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学校发展的方针。他以现代大学的通识教育为指针，主张大学要国际化，要“在开放中求改革，在竞争中求发展”。他认为，开放是向社会开放，向世界开放；竞争是走出湖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全国和世界范围内奋发图强。两年后，他以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身份正式应邀访问美国，与美国孟菲斯大学签订交流协议，华中师范大学成为与该校建立全面校际交流关系的第一所中国大学，这一举措备受当地各界人士与媒体的重视，美国田纳西州政府亦因此授予章开沅荣誉市民证书。同年，章开沅再次应邀访问耶鲁大学，通过该校雅礼协会，与北美这所名校建立了切实而稳定的学术交流关系。雅礼协会与华中师范大学前身（华中大学）有着长期历史渊源，章开沅排除“左”的干扰，恢复了同雅礼协会原有的历史联系，并在新的基础上推进双方的学术交流。

　　为提升学校的整体学术水平和教研力量，章开沅充分利用校外优秀人才资源，先后聘请徐迟、姚雪垠等著名学者任教授课，同时经常邀请海内外杰出人士来校为学生举办学术讲座。为筹集办学资金，他在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之际，不忘借机向与会者推介华中师范大学。他还曾亲自率团前往南阳油田，签订长期联合办学协议，并在教学、科研与后勤等方面得到南阳油田热情帮助。为使学校更好地服务社会，章开沅率先探索“校—县”“校—厂”协作模式，与仙桃市展开全面合作。这一模式不仅有效吸纳了地区资源，而且对该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被誉为校市联姻的“仙桃模式”。为丰富校园文化，陶冶学生心灵，1987年，章开沅创办了桂子山文化艺术节，作为校园文化品牌绵延至今；为美化校园，建设花园式学校，章开沅不拘一格纳人才，聘请园林师傅为生物系讲师。正是秉承“好制度比好校长更为重要”的办学精神，章开沅团结带领全校师生员工，齐心协力，使华中师范大学在国内外声名鹊起。

　　引领华中师范大学发展的六年时光里，章开沅心系师生，心系校园的一草一木，很多时候，他夜不能寐，脑子里萦绕着一个又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很多时候，在他的私人住宅，会有人深夜造访，向他反映问题或寻求帮助；很多时候，他凌晨四点即起，爬梳资料、挥笔写作；很多时候，他顾不上妻小，为华中师范大学奔波在外。一个个难题迎刃而解，一个个困惑逐步被克服。章开沅不仅具备历史学者的深厚功力，而且具备社会活动家的聪明才智，他更有负重前行的精神，是一个难得的学术与行政能力皆备的人才，既是史学大师，也是卓有成就的教育家。

　　岁月流逝，但当年艰苦创业的辉煌业绩，他引领学校踔厉奋发的飒飒英姿永远铭刻在华师人的心中。

1962年8月，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留念作者/供图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进入晚年的章开沅本应与家人安享天伦之乐，但他没有停下脚步，老当益壮，老而弥坚，继续在史学的海洋中奋力远航。

　　他不仅开辟教会大学史研究并涉足南京大屠杀研究，著述宏富，更为可贵的是，他多年为揭露日军的滔天罪行，谋求历史公正，唤醒人类良知，维护世界和平奔走呼号。除著书撰文外，旅美期间，他还参与了对日索赔会的活动，并先后赴日本各地参加关于抗战和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活动与研讨会，发表演讲，声讨日军罪行，还与日本进步民众一起参加抗议日本右翼势力的示威游行。“严酷的现实教育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也不容许篡改历史。而作为历史学家，更应捍卫历史的真实，历史的尊严。”章开沅向世界如此宣告。他说到做到，义无反顾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此外，自2005年起，章开沅开始与国际著名人士池田大作持续对话，共同探讨有关人类文明重建与维护世界和平正义等重大问题。在首届南京国际和平论坛上，他和其他7位中日进步学者被授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特别贡献奖。章开沅为促进中日友谊、推动世界和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造就青年学者开路，为发展学术交流搭桥”，此乃章开沅的人生追求。任重而道远，但他无怨无悔。2014年，章开沅带头请辞“资深教授”，引来全国关注。他认为，“荣誉可以终身，待遇可以退休”，学术团队必须不断新老更替，才能保持学术活力，生生不息。荣休后的章开沅仍然关注研究所的发展和年轻学者的成长，只要在校，他就坚持每天上班，开门迎接那些从四面八方前来求教的访客。他还时刻关心青年学者的日常生活，不忘叮嘱他们在做学问的同时保持身体健康。他继续关心本科生的成长，每到开学时，他都会为新生上第一堂生动活泼、令人难忘的大课。学生们都爱称他为“阳光老人”，他走到哪里，就把阳光和爱带到哪里，让人有如沐春风之感。

　　“真正的学术应是全人类的公器，真正的史学其价值必然超越国界而为世界所认同。”为促进国际学术交流，晚年章开沅不辞辛苦，做了大量工作。他多次赴日本、美国、荷兰、法国、英国等地讲学或参加学术讨论会。年逾八旬以后，在他的努力与倡导下，华中师范大学先后成立了池田大作研究所和涩泽荣一研究中心，他本人分任这两个机构的名誉所长和名誉主任。2001年，鉴于章开沅的学术造诣和人格魅力，在海内外学人的推动下，华中师范大学设立了章开沅学术基金，每年聘请海内外著名学者到校演讲，迄今已有近30人次，并连续多年举办中西文化交流史暑期研讨班，极大促进了青年学者培养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开展。

　　尽管走过了漫长95年人生，直至辞世之前，章开沅的思绪似乎永远不会枯竭，他的笔锋似乎永远不会停滞，他的脚步似乎永远不曾驻留。他仍以年迈之躯承担国家重大课题，从事清史工程（通纪、宗教志等）等多项研究工作；他仍勤于写作，常常于凌晨挑灯疾书，来自学生与其他单位和个人的邀稿，他总会欣然接受，虽自称是“文债毕集”，却总能如期完成；他仍然牵挂校园的一草一木，对摧残花草的不良行为提出严厉批评；他仍然关注社会，提倡参与史学，力促史学家积极参与现实社会生活，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聪明才智。

　　章开沅的人生历程，犹如一册厚重的史书，让人百读不厌；他的魅力不靠华丽的外在张扬，而存在于他那诚挚的人格、充满大爱的内心，以及那些口口相传、交相赞誉的人生故事之中。斯人已逝，但他所昭示的学术精神和人格力量将永远激励后人在无涯史海中扬帆远航！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