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编唐集:唐代文集研究新视角
2023年09月18日 16: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9月18日第2737期 作者:李成晴

  陆希声《唐太子校书李观文集序》曰:“自广明丧乱,天下文集略尽。”寥寥11字,写尽了六朝、隋唐文集在唐末的命运。2007年,谢思炜、陈翀、神鹰德治、下定雅弘等学者在勉诚社举行过一次座谈,论及唐写本时也提出这样一个遗憾:唐代诗人的诗集几乎都没有原样保存下来,遑论原物(谢思炜《唐诗与唐史论集》附录《日本与中国白居易研究的相互眺望》)。尽管我们可以乐观地说,整体或局部存留唐本面貌的唐集尚有百种以上,但若细究它们和写卷本唐集相比有哪些变与不变,似乎又很难凿凿言之,根本原因便在于写卷本唐集实物的缺失。不过,文献的匮乏也许转而会激发学者的责任感,使之发心在有限的传世文献中进行“纸上考古”,从而尽可能还原一些唐人文集的本来面貌。于是,回归“唐人编唐集”的历史现场,便自然成为观察唐代文集生成的本初视角。

  “唐人编唐集”的提法,受到唐诗研究史上“唐人选唐诗”一说(最早见于明嘉靖刻本佚名编《唐人选唐诗六种》)的启示。唐人所编唐集,上承六朝文集“草创期”,下启两宋“多元期”,是别集这一文献部类的“成熟期”,因此很具有学术研究的样本价值。当下唐代文学研究的深耕与演进趋势,也内在地要求回归别集在唐代的“文献生成”现场,揭示唐集独特风貌的形成原因,抽绎唐集在唐代编撰过程中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经验,进而为当下学界对唐集的深度整理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彰显家集属性

  家集的观念源出六朝,被当作世家门第家学授受的标志。王筠尝“与诸儿书论家世集”曰:“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梁书·王筠传》)在家集观念方面,唐人沿承六朝,喜将家族世代别集或一代子弟之别集萃为一编,号曰“家集”,且别制集名,如《李氏花萼集》《韦氏兄弟集》《窦氏联珠集》等。在称述家集时,唐人喜欢矜夸其动辄数百卷的规模,如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多是抚州写,今来五纪强。”皇甫松《古松感兴》:“我家世道德,旨意匡文明。家集四百卷,独立天地经。”关于杜牧诗句“家集二百编”,有学者认为指的是杜牧祖父杜佑撰写的《通典》,如果按这种解释,我们反倒又能注意到唐人“家集”概念的另一重含义,那就是大凡四部著述,只要是先人手墨,都可纳入“家集”这一个大的范畴中。

  家集关乎家学,唐代的家集不但承载着某家某族的文学、学术传统,有时还成为宗族内部进行“家学”著述的材料渊薮。比如,唐代柳珵有《家学要录》一书,根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解题,此书即“采其曾祖彦昭、祖芳、父冕家集所记累朝典章因革、时政得失”而成。当然,在唐人语境中,“家集”在更多时候仅仅指子孙所藏父祖辈的手集。唐人有一个共识,家藏先人手集具有权威的“定本”“正集”属性。樊晃曾纂集《杜工部小集》,“各以事类为六卷”;之所以制题曰“小集”,是因为樊晃知道杜甫之子宗文、宗武“漂寓江陵”,因此期待“求其正集”六十卷,“续当论次”(樊晃《杜工部小集序》)。

  还有一重公案需要表出,即在唐人的观念中,家集不仅因诗文而表征家学文脉,更因其存留先人手泽的“宗器”属性而被子孙守护珍藏。可以说,别集的家族属性形塑了唐集的某些文献特性,如避讳、附录家族谱系等,每一个特征都与唐代文化传统和风尚紧密相关。宋人王得臣在《麈史》中提出:“古人凡著文集,其末多载系世次一篇,此亦子长、孟坚叙传之比也。”宋人距离唐代未远,论断每多发覆之处。唐代皮日休自编《皮子文薮》之序曰“《皮子世录》著之于后,亦《太史公自序》之意也”,与王得臣的《麈史》若合符契,而“载系世次”这一做法恰是家集宗族属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唐人家集的卷轴写本,很多时候会在家族后人间代代传承,甚至到了宋代才被裔孙出以问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李推官披沙集》六卷”曰:“唐李咸用撰,其八世孙兼孟达居宛陵,亦能诗,尝为台州,出其家集,求杨诚斋作序。”这也启示我们,考察唐人所编唐集的家集属性,需要兼顾宋代文献的记载,并在文本细读中离析哪些属性是唐卷本初就有的,哪些属性是宋代层累附加的。

  揭示体例特征

  六朝别集在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定的体例特点,包括通例与变例。唐人编唐集时,对这些体例(如先赋后诗)有所继承,也适时新创了一些体例。尽管唐集没有像明清别集那样专列一篇凡例对编集理念进行说明,但察其序跋目次,辅以各文集之间的平行比勘,仍可对其进行归纳和概括。例如,六朝别集中通常附载他人的往来赠答诗和书信,“先成为次”。唐人自编文集,有的沿承这一体例,有的则只是在诗题中记述来诗题目(如元稹和白居易、刘禹锡和柳宗元的诗题)而不载原诗,有的则摘来诗之句附为子注,还有的干脆另编一部酬唱集(如皮日休、陆龟蒙的唱和诗集《松陵集》),从中不难看到唐人编集体例的创新之处。

  与此同时,和宋以后刻本文集影响下编集体例的规范化不同,唐人编唐集独具一些自由化的体例特点,像《诗经》体的编集方式、“子集之变”脉络中唐集对子书体例的借鉴等,皆有待进一步研究。“子集之变”最早由刘咸炘在《辞派图》中提出,是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子书在中古的式微,文集到唐代渐渐承担起士大夫“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并将子书的理念和体例融会其中。在“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章学诚语)的局面下,唐人便在自编文集中寄寓子书理想,如皮日休《皮子文薮》之序仿照中古子书“自叙传”,刘蜕自编别集名《文泉子》且仿效子书分内、外、杂篇,皆呈现了典型的子书特点。

  从唐人编唐集的具体个案中,更能看出写卷本时代唐集编次的体例自由。以某一篇具体的诗文而言,唐人集中便有两存之例。魏颢《李翰林集序》曰:“文有差互者两举之。”王琦注曰:“两举之,谓两存之。”(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今见李白集中,《凤凰曲》与《凤台曲》是同一作品,因内容略异而两存。到宋人理董唐集时,这一体例还偶有借鉴沿承者,如乾道元年(1165)叶桯刊《柳河东集》,其《重刊柳文后叙》称“凡编次之殽乱、字画之讹误,悉厘正之。独词旨有互见旁出者,两存之”。等到进入近世,编集者或择善而从,或以意酌定,尊重文本原貌的两存之例便不复可见了。对唐集两存之例的探讨,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传世文集中大量的异文现象。

  与两存之例相近似的,是编集的细大不捐。王士源在为孟浩然编集时,采取了“诗或缺逸未成,而制思清美,及他人酬赠,咸录次而不弃”(王士源《孟浩然集序》)的办法,这可以归纳为“编集存残篇+并载”的体例。我们可以想象,在写卷本时代,唐集原本中存留残篇的情况是很常见的。那么,唐人在编集时如何予以整理润色使之不显得残缺,此点颇有探讨的必要。其实不止唐集,历代文献在传承过程中,残篇往往被后人根据己意补足。因此,在研读唐集时,也需要留心今天所看到的定本的衍生过程。

  唐人编唐集的某些体例,有时会涉及文学文献之外的文学史、文体学层面的问题。卢藏用编的《故陈子昂遗集》,卷一《修竹篇》之前以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书》充作《修竹篇》的诗序,这一现象颇值得关注。众所周知,在唐人交游过程中,多有寄书兼附诗作之例,书信内容会对诗歌的背景或本事有所申说。卢藏用的编次启示我们,以内容相关联为编排原则,很可能合于唐人“诗、书并投”的书启制度。再者,这种“以书充序”的做法,会造成书体、序体之间的文体变动乃至迁移,白居易《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并序》《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并序》、元稹《献荥阳公诗五十韵·并启》等皆可在此视域下得到阐释。

  展现文本生成过程

  唐集在唐代编撰生成的过程中,人(文集理念与集部目录学思想)、事(编集方法与具体操作)、例(唐集文本体例与文献制度)三要素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唐人对“集部”的理解,深刻影响着其唐集编撰理念的形成;唐代文集编撰理念、方法、体例的演进,又影响着“集部”这一文献门类在唐代的文本形态。因此,探究唐人编唐集问题,不仅需要从现存唐集内部去抽绎,还需从人、事、例维度走向更广阔的唐集书写现场和历史情境,考察篇、卷、集的动态生成图景,从而提炼出全新的问题意识。

  唐代的集部文献,无论是单篇还是文集,在生成的最初阶段都有具体的因缘、情境乃至效用。换句话说,唐人的诗文写作,往往有明确的、现实的用途。与之相伴生的,便是单篇、专卷在结集之前,有诗板、诗碑、诗卷等多样化的物质载体。既往研究多关注唐集诗文自身的文本性、文学性,但对诗文的物质性不够重视。实际上,回到唐人诗文撰作现场及其历史情境中便可发现,物质载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诗文的书写、格式、体例等多重要素。这种研究视角的转换,或许不会只局限于研究材料的拓展、具体考证的商榷、个别理论的纠偏等方面,还可能涉及问题意识、研究范式的更新。例如,从唐诗“寄题”入手,可以梳理名胜题诗的文献生成次第,探讨不同载体诗文之间以及题诗与堂室记、序之间的文体互动,进而理解唐集诗题的加长,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唐诗在物质载体上呈现时,需要有叙事性文本对诗作的缘起、本事加以记录。通过研究唐诗石刻文献可发现,唐人凡于寺观亭台题诗,往往在诗前详述作诗背景,在这个阶段他们并不制题;但当此类单篇收入别集时,原本作为诗歌副文本的叙述文字便被当作诗题,从而助推了诗歌长题的发展。

  此外,倘欲研究唐代文学文献的文本形态,可能需要改变以往对单部唐集进行历时性垂直研究的范式,选取唐人编唐集这一共时性横切面的新视角,同时关注这一横切面内部具有近似文本形态的微型切面,由文本形态勾勒文本现象,由文本现象导出对其背后文学社会学层面的追问。因此,对唐人编唐集文本形态的研究,需要走出纯文本解析的老路,将考查范围推广到写卷、版刻、书抄、墓志、诗碑、诗板、瓷器等多重载体上来。

  近现代以来,学界关于唐集的认识,其文献基础很多是流传到今天已经变貌的“宋型化”“明型化”唐集文本,因此不少研究结论虽然看起来板上钉钉,却有再反思的余地。近年来,唐代的文学与文献研究,已经进入唐写本和宋刻本唐集的文集体例、文本形态、文献生成等层面,学界对唐集的透视也越来越深入:不但对唐集从写卷本到宋刻本、明清整理本的抄写和刊刻流变进行深度呈现,也开始关注唐宋、明清等不同时期因编集理念、编撰方法及体例、文献载体转化导致的唐集文本变貌,并对学术史上诸多成说进行再思考。如果深入唐人“现时现地”的别集编撰过程之中,观澜索源,观风察俗,便可能对唐集的家集属性、文集体例、文本形态有新的认识。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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