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流寓蜀中时期的地理感知与身份认同
2023年05月22日 09: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5月22日第2654期 作者:魏景波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杜甫经历了“一岁四行役”,由洛阳返华州,由华州赴秦州,由秦州之同谷,终于在年终抵达成都,开启了“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的流离两川生涯。“弃官入蜀”是杜甫诗风的转折期,也是杜甫一生的“大关节”。从此,杜甫在空间上把中原抛在了身后,在精神上则把忧患压在了心底。他以新的身份进入新的空间,面临着地域与身份双重认同的问题。

  客寓意识与地理感知

  杜甫在乾元二年年末抵达成都,于宝应元年(762)七月送严武出川,因成都兵乱而流落东川,至广德二年(764)三月重归草堂,永泰元年(765)四月离蜀,共在蜀五年四个月,其间居成都三年八个月,流离两川一年八个月。在此期间,他既有栖居草堂的安然闲适,也有往来梓州、阆州的仓皇避难。总体而言,这是杜甫平生较为安定的时期,但客中愁感却时时涌现,诗歌中渗透着强烈的漂泊体验。

  从放弃华州掾一职赴秦州开始,这种漂泊体验就一直笼罩着杜甫的漫漫征程。《秦州杂诗》组诗二十首,以“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发端,悲凉之意笼盖全篇。其所悲之事,不一而足。他未到成都就说:“故乡有弟妹,流落随丘墟。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五盘(七盘岭在广元县北一名五盘栈道盘曲有五重)》)刚到成都即感慨:“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成都府》)渗透着对异质地域文化的不适感。

  作为深受中原文化传统濡染的儒家士人,杜甫对巴蜀的地理感知是幽僻疏离,蜀中僻处一隅的盆地环境使他倍增天涯孤旅之感:“乡关胡骑远,宇宙蜀城偏。”(《得广州张判官叔卿书使还以诗代意》)流离东川时更表明:“厌蜀交游冷,思吴胜事繁。”(《春日梓州登楼二首》其二)思归情结更是根深蒂固:“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巴山蜀水接纳了忧患之中的杜甫,思归心切的诗人却对蜀地难以认同。

  中原与巴蜀在杜甫诗中相对出现,中原成了他的心结。杜诗经常“秦”“蜀”对写,例如,“两行秦树直,万点蜀山尖”(《送张二十参军赴蜀州,因呈杨五侍御》),“地平江动蜀,天阔树浮秦”(《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秦中驿使无消息,蜀道兵戈有是非”(《黄草》),“西江元下蜀,北斗故临秦”(《太岁日》),“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江陵望幸》),“剑外官人冷,关中驿骑疏”(《逢唐兴刘主簿弟》),“玉垒题书心绪乱,何时更得曲江游”(《寄杜位》)。空间的距离形成杜诗审美的张力,秦中是诗人心心念念的故乡,承载着他深厚的故园情结与归属感。西蜀则被形容为“天边”“天涯”“天隅”“天畔”“殊方”“异方”“绝域”“异域”等,折射出强烈的他乡疏离感。

  唐人对西蜀的普遍认知是“其地四塞,山川重阻”(《隋书·地理志》),长期生活于两京地区的杜甫,对蜀中的地理感知更打上了个人的烙印。在蜀漂泊近五年半,杜甫始终没有建立起对蜀中的地方认同。

  自我审视与身份认同

  成都湿润的气候、淳朴的民风抚慰了饱经忧患的杜甫,使他得以停下奔波的脚步,暂时安顿于草堂。远离了政治中心,杜诗的重心由关注现实渐变为反观自身,杜甫的自我审视也得以凸显与强化。杜甫的身份认同中,既有兼济天下思想主导下“自持”的一面,也有独善其身思想影响下“自适”的一面;既有盛唐时代精神与魏晋名士风度影响下“自放”的一面,也有儒家“隐居以求其志”的“自省”的一面。居住在草堂期间,杜甫既是坚守道义的儒者,又是自适随性的野老;既是狂傲自负的狂夫,又是顾影自伤的诗客。这种身份与人格的多面性,既带给杜诗特有的情感魅力与审美张力,也形成了杜甫后期诗歌特有的欲说还休之意与吞吐婉曲之致。

  一方面,杜甫以懒拙之人,居幽僻之地,以诗酒自适,他在作于两川的诗中塑造了浣花老翁与江边钓客的形象:“胡羯何多难,渔樵寄此生”(《村夜》),“野老篱前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野老》),“薄劣惭真隐,幽偏得自怡”(《独酌》),“地偏相识尽,鸡犬亦忘归”(《寒食》),“轻帆好去便,吾道付沧洲”(《江涨》),这些诗篇呈现出鲜明的归隐心态。作于梓州的《寄题江外草堂》开篇即谓“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其中“放诞”“自然”“嗜酒”“幽居”正是魏晋风度的主要特征。作于成都的《狂夫》结尾则宣称“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疏放”“狂狷”也是典型的名士做派。在《旧唐书》中,他的形象是“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也大异于后世读者心目中的温良敦厚形象。

  另一方面,对杜甫而言,成都草堂并非一方岁月静好的世外桃源。入蜀之后,他已预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理想恐已无法实现,但又不甘心做时世风雨下的飘摇浮萍,于是在诗歌的世界中进行了自我疗救,“天下”与“四海”常常进入他的诗中。例如,“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自浓。西京疲百战,北阙任群凶”(《伤春五首》其一),“已衰病方入,四海一涂炭。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逃难》),“萧条四海内,人少豺虎多”(《别唐十五诫,因寄礼部贾侍郎》)。这些诗句说明他“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虽僻处蜀中,仍志在四海,心怀天下。黄庭坚《老杜浣花溪图引》写他“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醉里愁眉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可谓千载以下的读者心目中杜甫形象的定格。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常常自称“老儒”“腐儒”,终身信奉儒家思想。虽然他也曾亲近佛道两家,但主要作为儒家思想的补充。同时,盛唐是诞生狂放人格的时代,杜甫深受时代精神的沾溉,自称“狂夫”,性格中自有疏狂气象与丈夫气概,不愿意在乱世中成为随风而逝的微尘。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他的以儒为本与忠君忧国,皆含有自我救赎的意味。

  心迹转变与身份重建

  杜甫流寓两川时期的诗作有440余首,几乎占到现存杜诗的三分之一。细品此期诗歌,不仅风格与前期大异其趣,视角也发生显著的变化。前期他身处政治中心,诗歌多关注现实之作;晚年远离两京地区,诗歌的自我意识逐步强化。自我审视带来的身份重建,遂成为杜甫此期诗歌的重要主题。

  蜀中交往友朋中,诗歌唱和最多、对杜甫影响最大的当属严武。上元二年(761)末,严武镇蜀,作有《寄题杜拾遗锦江野亭》,颇有劝杜甫出仕之意。诗云:“漫向江头把钓竿,懒眠沙草爱风湍。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鵕鸃冠。腹中书籍幽时晒,肘后医方静处看。兴发会能驰骏马,应须直到使君滩。”杜甫答诗《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表明自己退隐的心迹:“拾遗曾奏数行书,懒性从来水竹居。奉引滥骑沙苑马,幽栖真钓锦江鱼。谢安不倦登临费,阮籍焉知礼法疏。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无径欲教锄。”对于这两首诗,仇兆鳌《杜诗详注》卷10评曰:“严曰‘何须不着鵕冠’,盖劝之仕也。公答曰‘拾遗奏书,奉引骑马’,见斥官之后,无复此兴矣。”看来居蜀前期,杜甫对仕途是心灰意懒的。

  蜀中杜诗也常常塑造诗人无意仕进的“懒拙”形象。例如,“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发秦州》),“小来习性懒,晚节慵转剧”(《送李校书二十六韵》),“近识峨眉老,知予懒是真”(《漫成二首》其二)。对此,王嗣奭《杜臆》引赵汸语云:“公诗中屡言懒,非真懒也,平日抱经济之具,百不一试,而废弃于岷山旅寓之间,与田夫野老共一日之乐,岂本心哉?况又有俗子溷之,其懒宜矣。”说明“懒拙”并非杜甫初心,而是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之下的自敛心态。

  作为传统儒家士人,对朝局时事的关注、对苍生社稷的忧念贯穿了杜甫的一生。寓蜀时期,他对中原战事与长安朝局并未稍忘。在肃宗崩代宗立,朝堂局势发生变化之后,杜甫萌生了重返仕途的愿望。广德二年春,严武再镇两川,杜甫似乎看到了北归的希望,遂应邀入幕。江村的“浣花老翁”变为严武幕府的节度参谋,最终又被授予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的入幕既是“暂酬知己”的友朋之义所在,也是他重返仕途的尝试与重建政治身份的努力。然而,幕中的杜甫旋即遇到了严重的身份危机,既对屈居幕下、拘于礼法的生活难以适应,又与年轻同僚的关系颇为紧张,终于在佐幕半年后放弃了寄人篱下的身份,辞归溪上。

  关于杜甫离蜀的原因,有《旧唐书》“武卒无依”的旧说与当代学者“为郎离蜀”的新说。仅就杜甫晚年向政治回归重建身份的一系列努力来看,“为郎离蜀”说更贴合杜甫晚年心境,这表征着杜甫对重建身份的期待。最终由于关山阻隔、老病相侵,这一筹划与期待难以实现,杜甫无奈踏上了新一轮的漂泊之路。

  杜甫晚年在长期漂泊西南时期,存在着一种行迹与心迹背离的现象。漂泊的行迹距长安愈远,思归的心迹就愈加迫切。正因如此,他陷于前所未有的人生困境之中,行迹在放逐—回归之间徘徊,身份在失落—重建之中挣扎,而最终的精神指向仍是“回归”与“重建”。在这个意义上,刘熙载所言杜甫“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艺概·诗概》),诚为确论。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崔岑
二维码图标2.jpg
重点推荐
最新文章
图  片
视  频

友情链接: 中国社会科学院官方网站 | 中国社会科学网

网站备案号: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0146号 工信部:京ICP备11013869号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版权所有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使用

总编辑邮箱:zzszbj@126.com 本网联系方式:010-85886809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1-12层 邮编:10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