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

　　德国波恩大学终身教授、汕头大学讲席教授；

　　研究领域：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思想史；

　　代表作：《论杜牧的抒情诗》《中国文人的自然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

　　亲爱的朋友们，比起用英语，其实我更喜欢用中文发言。我发言的主题是“对话的必要性”。

　　诗人翟永明在柏林的时候，也就是2000年时，告诉我，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比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要多。她怎么知道情况究竟是否如此？我们能看出她在某种程度上的偏见。这种现象甚至在一些具备外语能力的中国学者中也很普遍。

　　任何形式的理解都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个过程，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今天所能理解的内容，明天还得重新思考，才能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因此，没有哪种理解是完全彻底的，而永远只会停留在某种程度上。但这是一个丰富我们有限知识的机会，因此是有益的。完全彻底的理解会使我们的思考对象变得无聊乏味，我们将成为无所不知的上帝。但我们只不过是人，经历各种失败的人。

　　这是否意味着东西方之间理想的对话就没有可能了？恰恰相反。只要我们从属于不同的文化和制度，只要我们对未知事物、对新的视角保持开放的态度，相互了解是有可能实现的。如何实现这一点呢？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一切都是开放的，都取决于自身的判断，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清楚地看到事物在被我们接受时所发生的变化，进而了解事物本身。所以可以说，除了我们自身的判断，总还有别的东西、不同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当代法国哲学要求“法兰西万岁”（永葆青春）。

　　如果人人都故步自封、排斥异见，那么谁都得不到发展。任何文化都是交流的结果，只有通过交流，社会才能发展。当然也包括语言的交流。长期以来，人们都说一个国家的进步离不开翻译工作，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翻译各种各样的内容。到现在，中国已然成了一个翻译大国。其他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在图书市场领先，也在其他经济领域快速发展。没有书籍、译者、作者、读者的相遇，就不可能有知识。当然，这种“相遇”理论也有它的缺陷，但原则上来说，无论是早期的英国还是近期的德国都是如此。

　　我说这些是为了说明，总有一些东西能够超越我们固执的判断。以孔子为例，当我在明斯特大学从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学习转向古汉语时，我的第一位古汉语老师告诉我，《论语》索然无味。1974年至1975年，我在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从古汉语的学习转向现代汉语。那时，孔子的思想被激烈批判，在媒体和日常生活中被丑化和否定。当时在我看来，孔子的影响力就此终结。尽管在波恩大学期间，我跟随导师对孔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我当时还是认为孔子是我近20年来所了解到的世界上最无趣的思想家。

　　但20年后，一位法国哲学家和汉学家打开了我紧闭的双眼。他不是中国人。他以诠释学为方法，逐字逐句地解释了《论语》。弗朗索瓦·朱利安（于连）“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孔子，展现了孔子作为一位深刻思想家的形象。多年以后，我看到德国教育哲学家奥图·博尔诺夫在他的巨著中论述了“习”的作用，也就是中文中“学习”的“习”在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的专著就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写成的，从那以后我就从一个道家支持者变成了一个儒家支持者。

　　再举个例子，我不再那么信仰宗教了。虽然当年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天主教，但实质上他们更有助于让欧洲进入另一种前现代性状态。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翻译，他们开始了一场革命。伏尔泰等人发现，多亏了孔子，道德不需要以宗教作为基础，而国家能够以理性为根基，而不是以上帝为基础。当然，这不是耶稣会士的目的。他们只是想展现与基督教教义相似的儒家学说。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马丁·海德格尔在职业生涯之初是个纳粹分子，但除了他思想中一些细微的纳粹痕迹，他的哲学是世界性的。即使是一个道德品行存疑的人，我们也可以在他的身上发现某些特别的东西。犹太裔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经爱上了已婚的海德格尔。二战后，他们还在饱受战火摧残的德国再次相会。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呢？阿伦特认为，真正的人道意味着我们要把整个世界作为对话对象，甚至包括反对者。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凡事总有异于其自身属性之处。

　　那么，这和我们自身的身份认同有什么关系？根据《易经》的说法，世界一直在变化。今天就是明天，也会成为前几天，尽管“今天”也曾经代表昨天。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剧烈的变化。如德国诗人席勒1789年所说，他在“父亲河”莱茵河中发现了“对亚洲的蹂躏”。法国诗人阿蒂尔·兰波说“我即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他的话：我们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很多个个体的组合；我们是德国人和中国人，同时也是中国人和德国人。一个人的身份不是单一的，人的一生中有许多不同的身份。就这点来说，任何学术都是国际的，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中国的。

　　回到我演讲的开头，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德语国家的汉学从20世纪末开始蓬勃发展，现在它可能在全世界汉学界排名第四，仅次于英语国家、日本等国的汉学。但往往不被翻译成英语、汉语或日语，德语国家的汉学就不容易引起关注。但我依然很乐观，因为我确信对话是可能的。目前这种对话更可能是一种不平衡的对话，但是大部分欧洲人都会几门语言，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开展任何学术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