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玛沟佛教文化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策勒县以东28公里处。策勒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保留着众多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城堡、佛寺遗址及古墓群，达玛沟佛教文化遗址群目前已发现30余处佛教遗存。正如《魏书·西域传》所载，于阗“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众”，古代于阗（古于阗区域大致相当于今新疆和田地区的范围）佛教文化盛行，境内塔寺林立。可以说，以小佛寺为代表的达玛沟佛教文化遗址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更是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流与民族融合，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极为生动的实物例证。
丝绸之路的东西方文明互鉴
小佛寺即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2000年被当地牧民发现，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2007年达玛沟佛教遗址博物馆建成。据相关发掘报告及综合测定，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的建造年代大致在6世纪中叶至7世纪前叶，亦可能早至5世纪晚期。佛寺遗址坐北朝南，面积仅为4平方米，佛像的肩部以上被破坏，双手已残损。该佛寺是迄今为止和田地区发现的保存最完好的佛寺遗址之一，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中古时期最小的佛寺。
达玛沟佛教遗址博物馆还陈列着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喀拉墩1号佛教遗迹出土的珍贵文物和残缺壁画等。画中人物形态饱满，线条优美。出土于喀拉墩1号佛教遗址的千手千眼观音残壁画，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可惜仅存头、胸和部分手臂。值得注意的是，左侧的七支手臂中，最靠近头部光环手臂的手腕上举，戴有臂钏。另有一只手上举，且托有一圆形物品，圆圈中清楚地绘有一只老鼠，这是迄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可以印证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神鼠崇拜的实物之一。同时，壁画中的人物服饰造型，也真实体现了古代于阗地区的社会生活，及其在文化艺术诸方面与中原的密切联系。
于阗自古即盛行佛教，初传入小乘佛教，后传入大乘佛教，有佛国之称。于阗对于佛教的东传贡献颇大。约公元前后，国王尉迟家族虔信佛教，精通佛理并大力弘扬，遂在境内广建寺院、庄銮佛像，以至佛教在于阗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境内塔寺林立，僧众多至万数。也正是在此时，大量大乘经籍由于阗传播到中原，于阗也就成为中原大乘佛教的策源地。诸多高僧如东晋法显、唐代玄奘等对于阗佛教的发展状况都有所记载，如《高僧法显传》中的相关描述：“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彼国人民星居，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许。作四方僧房，供给客僧及余所须。”高僧法显一行到达于阗，法显对于阗人民富足、皆尚佛法，尤其境内僧徒众多，且多习学大乘佛教的盛况可谓印象深刻，遂给予详细介绍。
位于丝绸之路上的于阗，是佛教自西向东传播的枢纽。佛教由陆上丝绸之路传入汉地，分南北两条，北道以龟兹为中心，南道则以于阗为中心。在南北朝时期，已形成龟兹、于阗、高昌三大佛教中心，使得各地寺院及译经等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于阗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涌现出诸多高僧，留有多处佛寺遗迹。而中原与于阗佛教的互动交流也颇多，如庐山慧远弟子东晋名僧支法领，孝武帝太元十七年（392）赴西域求法，到于阗，得《华严经》梵本三万六千偈及《四分律》梵本，并遇罽宾高僧佛陀耶舍。佛陀耶舍后入长安，译出《四分律》。北凉高僧昙无谶四处访求经本，在于阗得《大般涅槃经》，后在凉州译出。唐代于阗高僧实叉难陀，应武则天之邀，携广本《华严经》梵本至洛阳，与义净、法藏等共同译出《华严经》八十卷。可以说，《华严经》《大般涅槃经》等重要佛教典籍的传入和译出，产生的价值与影响不可估量。如《大般涅槃经》中讲到“一阐提”也可以成佛，印证了道生的观点，对当时中国佛学界震动很大。这些典籍的译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佛教的原有格局，对中国佛教乃至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至唐代时，随着中原的大乘佛教回传西域并产生广泛影响，观音信仰等亦相应传入，于阗也建起不少汉传佛寺，如护国寺。由此，我们可看出于阗在促进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于阗与中原民族融合日趋明显
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也即小佛寺四周的精美壁画属于“于阗画派”，具有典型浓厚的汉唐文化特点。作为于阗丰富的佛教文化遗存，这些壁画与达玛沟以北的丹丹乌里克遗址，以及达玛沟其他佛教遗址的木版画与壁画共同展示着南北朝至唐代“于阗画派”的显著特征与演变历程。
“于阗画派”于2世纪兴起于中亚、西域地区，于5—6世纪成熟于中土。早期“于阗画派”以人物题材为主，多与佛教内容相关，兼及地域风情，该画派的特征是吸收印度、中亚的本土艺术表现中的晕染法，吸纳中原绘画的线条，形成独具特色的绘画风格，成为当时重要的创作流派，对我国佛教艺术的发展及当时的绘画演进产生了较大影响。据考证，擅用线条是“于阗画派”的显著特点，其常以线条主导人物造型，生动饱满，惯用凹凸晕染法和“屈铁盘丝”线描手法。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可以从“于阗画派”早期的造型语言中体会其所蕴含的丰富信息，探寻其如何受到犍陀罗文化及中原文明的双向熏陶，进而发展成为一种兼具包容性与创新性的地域文化艺术形态。“于阗画派”流行于唐代画坛，不仅与中原，而且与敦煌及藏传佛教造型艺术体系的形成亦有深厚的渊源。
隋唐时期，西域各地与中原的交流日益频繁，中原文明与佛教文化相互交流、碰撞融合，使得“于阗画派”更具包容性，也更加凸显集东西多元艺术形式于一身的特点。“于阗画派”代表性人物尉迟跋质那与尉迟乙僧父子，更是将于阗佛教绘画技艺带到中原。同时，中原僧人在西行求法过程中，也将中原文化带到于阗，极大地丰富了于阗的绘画等艺术文化。由“于阗画派”将于阗本土艺术形式与中原绘画元素相结合，以及在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互动，可以看出魏晋至隋唐时期于阗与中原在文化互鉴、民族融合、艺术交融等方面极为鲜明的时代特色。
除绘画外，于阗在雕塑、音乐、舞蹈艺术等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并对中原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如达玛沟佛教遗址博物馆即陈列着一件十分古老的传统弹拨乐器——琵琶，它出土于小佛寺附近，是中国目前出土的保存较好的、极为罕见的实物琵琶乐器。据考证，这件木质琵琶的年代应该在唐代之前。同时，达玛沟所在的和田地区亦曾出土大量演奏琵琶等乐器的陶片、陶俑及其他乐器实物。这充分反映出在于阗和中原地区长期的文化交流及民族融合中，于阗在音乐、舞蹈艺术等方面的深厚底蕴，呈现出其音乐艺术的异彩纷呈和摇曳多姿。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认为，于阗“国尚音乐，人好歌舞”。这里指出了于阗整体上对音乐的态度，及其在音乐艺术方面的形态与传统。从历史上来看，两汉时期，西域地区与中原即有往来交流，于阗音乐也已较早地传入中原。尤其自汉武帝以来，多次派出使节出使西域，大量乐器自西域传入，给中国古典音乐注入了新的声律，极大丰富了中国的音乐风格，促进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至隋唐时期，从宫廷到民间兴起崇尚西域乐舞的风潮。据《隋书·音乐志》所载的乐舞“七部乐”“九部乐”中，关于西凉部，歌曲有《永世乐》、解曲有《万世丰》、舞曲有《于阗佛曲》，可见随着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民族融合的趋向更加明显，以至融会佛教与音乐艺术的于阗乐舞在中土已较为流行，且占有较高地位。唐代诗人王建则在《凉州行》里，用“洛阳家家学胡乐”描绘了当时民族融合的景象，即大量乐器和歌舞从于阗等西域地区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进而成为中华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关于达玛沟佛教文化遗址相关问题的分析，对于推动古代西域佛教文化研究、艺术文化历史演变、西域历史与文明的解读，以及位于丝绸之路上的于阗与中原文明的互动和交融等方面的探寻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中华文明正是因多元而丰富，因一体而长久。从某种程度上说，以小佛寺为代表的新疆达玛沟佛教文化遗址为深入了解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推进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等重大课题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例证。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