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是一本具有跨时代、超国界意义的著作。所谓跨时代，不仅指它对当下人们的生活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性，更指它深刻展现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精神内容的东亚世界从古典农业文明到现代工商业文明的跨越性发展。所谓超国界，指它所表现出的古今文明转化之典范、道德与商业贯通之典型，不仅对日本社会有价值，更对东亚世界有借鉴意义。
如果说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近古时代东亚文明之思想巅峰与主要精神的话，那么当此文明形态遇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后，要如何实现自身的转化和发展，乃是这个文明的根本性问题。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对于东亚文明近现代转型中的重大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回答与解释。正如涩泽荣一在书中多次提及的，受近古时代宋明理学的泛道德论影响以及一些人对儒家经典的误解，很多人认为商业与道德是不具有正向关系或者是根本对立的。这样一种带有误解性的观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近古东亚思想文化中的某种“正统”。这种所谓正统对道德绝对性的强调，及其造成的道德对工商业的统治，又深入地架构了中国、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的阶层结构，即士（包括武士）阶层的身份、地位等远远高于工商业者。虽然在明代中后期（16世纪）以后，东亚地区的商业文明高速发展，乃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世俗主义文化的繁荣以及商人地位的提升，但在国家层面、制度层面、文化层面，士的地位还是要远远高于商人的。士与商在地位上的区隔，既是身份、阶层意义上的，更是文化观念上的。在某种意义上，士、商的区隔以及这种区隔背后的道德与商业之鸿沟，正是近古时代的一大文明特征。
而西方世界率先实现的现代化，除了工商业的繁盛与民主制度的确立外，更在文化观念上实现了一个巨大转变，即商业与道德的深刻结合，也即马克斯·韦伯关于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关系的核心讨论。在韦伯看来，清教徒的新道德观使人们对待经济生活的观念产生了根本转变，从而深刻推动了资本主义和世俗化的发展。他还以这一宗教社会学的视角，审视中国、印度等其他文明的相关问题，并认为这些文明的诸核心观念无法推动世俗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的这一思路表明，商业与道德关系的重构，乃是现代文明在思想观念、文化理念上根本区别于古典时代的一个特质。
就此而言，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乃是在东亚语境中，对韦伯问题富有理论深度与经验事实的回应。涩泽荣一早年投身政坛，但后来毅然弃政从商，终身从事工商业，并着力研究《论语》。他在这本书中将自己关于《论语》时代价值的思考、《论语》与其经商行为的融合、《论语》对工商业具有的根本意义等进行了富有广度、深度尤其是鲜活度的阐发。书中的诸多论述将道德与商业的深刻关联予以了兼具理论性与现实性两个维度的呈现，指明了东亚的道德传统、文化观念同样可以与商业文明、现代文明相结合，并实现道德与商业的关联，乃至以道德促进商业、以商业发展道德。这样，《论语》与算盘就超越了近古时代的分裂状态，而在现代世界实现了“浓得化不开”的深厚关联，进而在根本上推动着东亚文明实现现代转化。
我们知道，明治维新时的日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既有政治制度上从德川幕府的封建制度向君主立宪的现代政治制度转化，也有将士（武士）阶层予以消融转化而形成一个更加具有平民性的现代社会。涩泽荣一在书中多次提到，日本在政治制度改变之后，迫切需要的是经济高速发展以及人们商业观念的更新，他的弃政从商，就是朝向这一方向的努力。而他在商业实践中，还进行着一项重要的尝试，即提出了“士魂商才”的理念。“士魂”是指东亚地区的古典文明关于人格塑造、道德培养的学问，“商才”则指人们经营工商业、发展经济、繁荣市场的现代商业能力。前者指向古典的“文明人”，后者指向现代的“经济人”。在涩泽荣一看来，“士魂”“商才”不仅不矛盾，而且“士魂”是驱动“商才”更好发展并真正实现自身的基础，“商才”则可以让“士魂”落实到现代世界的经济与日常生活中。这两者的结合不仅是对个体充分、长久的发展，更可以对社会、国家的繁荣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这样来看，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不仅是一本一般意义上的畅销书，更是一本具有思想文化与哲学意义的社科类书籍。就畅销书来说，这本书对后世稻盛和夫等人的经营思路与哲学思考有深刻影响，而涩泽荣一以成功者身份对《论语》与算盘、儒商的建构及现实意义等进行了生动而富有启发性的展示，尤其书中对青年的谆谆教诲与热情指点也是青年人进入社会并提升自己的重要指南。此外，涩泽荣一在书中花很大篇幅谈论了道德对经商的重要助力。他以自身作为优秀企业家所经历的诸多坎坷为例，现身说法地讲述如何运用道德力量和人格修养克服困难，为当代读者展现了如何在困难面前坚定道德底线、如何在商业行为中保守人格尊严，从而为当代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能量。而作为一本具有思想、文化、哲学意义的书籍，其价值与内容正如上文所述，涩泽荣一以自身的成功案例与深入反思，对近古的东亚文明走向东西方相融合的现代文明、古典道德精神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商业精神之贯通，给出了活生生的阐发与富有思想深度的论述。
也正是在跨时代意义的基础上，它产生了超国界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它开启了后来因“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而展开的东亚伦理与商人精神之讨论的思想先河，并为东亚伦理与商人精神之正向关系的论述提供了最初例证与较早文本。这一经典文本与现实案例，还意味着对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论说提出了一个重要挑战，即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东亚伦理，同样可以为现代文明、现代工商业的发展提供内在思想动力、道德机制与文化内核。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学界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应当说，人们最终共识性地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促进中国的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在这一讨论过程中，儒家伦理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传统道德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等，一直是核心问题。在较早的讨论中，“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为东亚伦理、儒家文明具有现代意义提供了重要论证基础和例证展示；而在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日益繁荣中，传统文化起到的积极意义更加被学界发现、认可。中国学界对这些问题的诸多讨论，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看作对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的一种学术意义上的发展。因为涩泽荣一所讨论的《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既阐发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也呈现了地域性的东亚文明传统走出一条现代文明道路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其中既具有多样现代性的理念，也蕴含古为今用、古今贯通的思路。
因此，王中江教授翻译的这一堪称“经典译本”的《〈论语〉与算盘》，作为一本经典性的东亚文明著作，始终发挥着作用。除了上述的思想文化意义与人生借鉴价值外，它还对现在的商业伦理发展富有借鉴意义与启发性。涩泽荣一在《〈论语〉与算盘》中一再提出，一位企业家只有高度重视并真正实践《论语》所指点的人格养成、道德修养，才能使自己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持久获益，才能让自己的企业获得长期而稳定的发展，企业家才能实现商业与人生的丰富收获。在涩泽荣一看来，只有以《论语》驱动算盘，才能让算盘打得更响，否则，算盘的生计难以为继。涩泽荣一的观念是非常深刻的，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从业者的基本商业道德和人格素养，不然的话，买方与卖方之间没有信任，经营者与工人之间没有协作，企业与企业之间没有合作，企业与社会之间没有正向关联，企业便会沦为个人牟利的工具，无法对社会、国家产生积极影响。而这样的企业根本无法长久存在，最终企业家的个人利益也不可能真正得到实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