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是新发展阶段党中央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面对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施中国生产力战略的新布局、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作为一项新战略举措，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当前我国生产力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综合施策，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能，具有重大实践意义。基于科技哲学视角，从技术革命、社会发展、生产力要素提升层面充分认知和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同样具有推进重大基础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的理论意义。
新质生产力蕴含深刻哲学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必须突出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以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提升，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未来产业，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的蓬勃壮大，从而实现我国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形成以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等为牵引的先进生产力，夯实面向未来制造强国、数字中国的综合国力发展根基。
站在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长河看，每一种社会形态的更迭，都反映出生产力内涵与实质的变化和演进，每一次生产力的创新，都会对生产关系、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变革。从原始社会到农耕文明，再到近代工业文明、电气发明乃至现代的信息社会、智能技术，技术发明、科学探索的每一次创造，都为人类文明发展、社会进步赋予了更迭动能，也是新思想、新理论诞生的重要起源。马克思的《数学手稿》不仅记录了马克思本人长期对数学的浓厚兴趣和哲学认知，更直接引导了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孕育产生，他将微分学看作一种科学发现的新事物。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蕴含着有机自然观、辩证思维的形成，是在唯心主义辩证法批判基础上建立的，其独特的科学观、自然观、方法论代表了科技哲学发展的文献经典。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不仅根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的历史实践，更从国家民族发展的历史角度揭示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普遍性、特殊性的哲学内涵，指导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的伟大胜利。
自18世纪以来，全球前三次工业革命都是在技术发明、科学探索的基础上实现了生产力的重大变革更新，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计算机等成为工业1.0到3.0的典型代表，经典物理学、信息科学、计算机技术、系统论、相对论、量子论等，掀起了学科发展与科学范式的时代巨变。在当代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工业4.0突飞猛进的背景下，科技创新成为生产力大发展的内生源泉。面对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新材料、新能源、新制造的颠覆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的新质生产力，印证了人类科技史与科技哲学层面的演进轨迹，展现了生产力与社会发展的“技术—经济”逻辑，指明了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崭新路径，具有思想性、政治性、哲学性有机统一的战略高度。
从技术、科学到哲学、艺术
人类认识世界从知识积累到科学发现，逐步形成了学科体系，也积淀着哲学思维、创新思考。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形成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认知过程。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技术发明在人类文明进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仅在工业文明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新技术的诞生便引发了一系列产业和工业变革。造船技术催生了航海探险，蒸汽机、内燃机等技术开启了工业文明；电气工程揭开了能源时代新篇章，原子能、航空航天、电报电话、计算机、集成电路、精密仪器等技术的突破掀起了工业革命的创变浪潮，无不说明科学与技术是生产力发展最主要的驱动因素，不仅蕴含着生产力革新引发社会关系变革的内在机理，而且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成为技术创新应用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快速提升的“加速器”，展现了技术创新与社会制度变革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的最新成果，符合人类生产力发展史的主导性逻辑，顺应当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趋势，并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求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的实践回应，展现了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场景中社会主义的显著制度优势，大力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再平衡，协调了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的战略谋划，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化基本动力，为稳固新发展格局提供根本保障，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奠定物质基础。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直接动因来自于人类探索世界、改造世界的科技发展需要，也来自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中国智慧启迪。把“人类改造自然”上升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超越了西方主客二分法的对立思维框架，意味着我们对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主动，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新时代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让新质生产力成为社会有机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量变与质变的高质量统一。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也是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目的。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在哲学、艺术层面探讨、追求的人的创造力紧密相关，如钱学森“大成智慧学”强调量智与性智结合，培养系统思维能力。新质生产力蕴含深刻的科技理性，需要以服务人的主体性为出发点开展思辨与探索，也需要艺术视野的启迪、润色。技术、科学、哲学、艺术既是相对分立的领域，也有内在启发、启迪的有机联系。特别是在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浪潮中，人工智能、量子科技、信息技术产业的前沿趋势，已经将诸多分立领域的复杂创新发展融为一体。而解决复杂系统的复杂性问题，更需要学科协同、资源协同、人才协同，构筑具有新质生产力特质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者辩证统一。基于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畅通“科技、教育、人才”的良性循环节机制，从科技哲学视角打破传统思维的束缚，将大力培养创新型复合型数字化人才、拔尖人才与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够开辟发展新路径，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人的创造力与新质生产力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要突出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本质跃升，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培育未来新兴产业、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上不断发力，取得质的突破，更要在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上赓续基因、传承发展。而挖掘劳动者的创造力和潜能，构筑科学合理的人才队伍体系，就成为新质生产力最主要的内在核心。在科技、产业、教育、人才之中，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支撑。
人才的创造力来自于先天的自身禀赋、后天的高水平教育和实践的技艺训练。先进的科技知识传授、卓越的技能素质培养、创新的思维意识熏陶，都离不开哲学、艺术元素的介入。在人的思维、劳动、技艺、素养中，艺术具有重要的启蒙与启迪意义。我国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管仲，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散文家，也是最早在音律上提出“三分损益法”的艺术家。中国古代“六艺”，强调“礼、乐、射、御、书、数”综合训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培养人才综合素养的重要认知；中国明代的朱载堉，将八度音平分为十二音律，用珠算开平方、立方，集数学、音律发明于一身，且在地理学、舞蹈方面造诣颇深。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集哲学、艺术、工程于一体，堪称跨学科、集大成的大师。可见，中外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力发展状况，造就了不同阶段卓越人才的脱颖而出，对人类文明演进、科学探索、技术发明、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引领、知识贡献和技艺支撑作用。人的创造力在生产力大变革的背景下不断涌现、发展，成为铭刻时代的历史缩影，是生产力发展中最为活跃的因素。
新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亟待将科技、哲学、人文、艺术的综合素质与技能培养，纳入新时代拔尖人才培养框架体系，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仿生技术、生物科技、量子科技等前沿技术的工具作用，加强类脑计算、脑机结合等技艺共创的工具性与创造性之间的相互统筹协同，积极应对人工智能等颠覆式技术重大挑战，探索人的创新创造力机理与知识、思维、训练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创新人才资源的重要内涵支撑。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