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于“两个结合”问题，又作出更为深刻的系统化阐述。“第一，‘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第二，‘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而且在具体方法上找到了二者结合的“契合点”和“互相成就”的方式，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当代复兴，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互相成就。根据我们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互相成就之处，突出地表现为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所蕴含的人民性内容，经过现代阐释，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达成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成就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现代品格，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则为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奠定了深厚的中华文化基础与土壤。另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兼爱、慈爱、大同等道德与政治理想，经过现代诠释，与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也可以找到相互“结合”的契合性，以实现互相成就的历史效果。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当代中华传统文化研究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南。
重估中华传统文化价值。回顾百年来的中华文化发展历程，20世纪初的“疑古”思潮虽然也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在整体上是与当时中国社会积贫积弱、饱受西方列强欺侮的具体历史情境密切相关的。当时的中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失败以及科学和经济上的落后，使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与悠久历史普遍产生了怀疑。一些历史学工作者不仅怀疑《史记》上记载的黄帝的真实性，甚至将中华民族上古的文化英雄大禹看作一条大虫。虽然此一时期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郭沫若，通过甲骨、金文研究，也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但在整体力量上显得比较弱小，加之旧中国的考古学本身比较落后，故而难以全面反击当时的疑古思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中国社会激发出全面活力并在经济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以及新中国考古学的长足发展，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在逐步恢复，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上古文化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学术界开始反思20世纪初期的疑古思潮，一些学者相继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走向平实的释古的新主张。“古史袪疑”逐渐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主要思想潮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重新思考、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现实意义，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要尊古而不复古，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求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巨大的历史使命感复兴中华文化，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尊重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优秀精神品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出发，把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在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之上。这就要求广大中华传统文化研究者，要善于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结合起来，让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尊古而不复古，要求我们从顽强的历史事实出发，尊重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优秀精神品质，使之转化成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文化动力；尊重中华民族发展出的连续性文明，并在此基础上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从农业文明形态的角度看，中华民族在漫长而成熟的农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的天人合一思想、尊重自然与生态环境思想，在当今全球性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它一方面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也将为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文明经验与思想引领。此外，中华文明在成熟的农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的爱好和平思想、大同理想，既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极富文明厚度的政治观念，也为全球性工商业文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极富启迪意义的政治智慧。
推动中西文明平等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中华文明尊古与创新的辩证关系：“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因此，尊古而不复古，还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历史上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并将这些历史事件包含的启迪意义揭示出来，以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回顾17世纪开始的中国与西方文化接触的历史，可以看到，由于当时的中国在政治上保持着自主性，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华文化在整体上保持一种尊重态度，在传教的过程中主要采用文化适应政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古希腊的哲学、中世纪的科学和少量的古希腊—罗马的人文知识，特别是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节本），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与哲学思维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的西方文化参照系。而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传回欧洲的中华文化精神，以儒家的道德理性助推欧洲启蒙学者反对基督教的天启理性，为推动欧洲启蒙运动，促进欧洲思想解放，提供了思想的助缘。莱布尼兹、伏尔泰、魁奈、沃尔夫等人的进步思想，都曾经受惠于中国儒家理性主义思想的启迪。这一历史事件，对于当今中西文化的交流而言，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即中西文明平等的交流互鉴，对于中西方文化发展都能起到积极作用，再一次印证了中国古老格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具有的真理性。因此，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中国始终保持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文化的对话交流，努力激活自己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使中华民族跻身现代文明强国行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亦可以造福世界其他民族，为其他具有古老文明传统的民族国家走向现代转型之路，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
充分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精神。“古今”“中外”问题，是20世纪以降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面对的两个根本问题，而古今问题总是内在地与中外问题联系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文明发展历史的角度，阐述了当代中国面对外来文化的正确态度与思想方法，他说：“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因此，尊古而不复古，还要求充分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精神，广泛吸纳其他民族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以之丰富自己民族的文化精神。我们既要认真总结佛教文化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以及自17世纪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以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又要辩证地看待自19世纪末以来涌进中国的各种西方文化，对之进行审慎选择和批判借鉴，进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做出新的努力，让古老的中华文明在现代社会里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发展出现代中华文明，在新历史条件下，为世界各民族作出更多新的贡献。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