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就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作出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了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并深刻总结了中华文明具有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其中，居于这五个特性之首的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最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提高到决定我们民族未来发展道路的高度，既是我们把握今日前进方向的指南，也是我们正确理解5000多年中华文明发展史的关键。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性质，二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地传承的性质，包括对于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国家治理模式几千年来一以贯之接续的性质。
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性质而言，我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时间甚早，与世界其他几大文明古国并列。其产生的具体时间则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历史记载的“五帝”时代早期。5000多年前正相当于我国仰韶文化晚期，这支著名的考古文化分布在黄河中游一带。仰韶文化晚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财富分化和社会不平等产生，已经出现了不少大型聚落甚或城市。同时期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以及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大溪文化、良渚文化，也出现了类似规模的遗址或早期城市。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文字。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这两支相邻的文化都出现了与后来汉字一脉相承的早期文字。稍后，在仰韶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原龙山文化亦出现了一系列早期城市及早期文字资料，加上各地出现的小件青铜器具，它们往往被视为文明出现的几项重要的物质因素。凡此之类，都可以与史载我国“五帝”时期社会发展的进程相互印证。作为“五帝”之首的黄帝号称人文初祖，《国语·鲁语》记载“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世本·作篇》记载黄帝时期，包括所谓黄帝臣下的多种发明创造，如“黄帝作旃冕”“黄帝见百物始穿井”“黄帝使羲和作占日”“伶伦作律吕”“大桡作甲子”“容成作调历”“沮诵、仓颉作书”……这些说法虽然有溢美的成分，但不少也与那个时期各地出现的一系列精神物质的进步与发明创造相吻合，说明有关记载并非向壁虚构。
就考古发现而言，这一时期我们发现的一系列巨大的古城址或古遗址，如浙江良渚古城、陕西石峁古城和山西襄汾陶寺古城，连同这些古遗址中出土的各种精美的工艺品，包括各种玉器、石器、各种大型陶质器具，还有一些用于吹奏的乐器，用于巫术或是娱乐的人面具，用于欣赏的各种动物造型，以及一些早期的文字符号，所有这些都表明了我们的祖先当时已迈入早期文明阶段。
作为文明集中体现的国家，“五帝”时期我国至少已经出现了“准国家”一类的社会政治组织——酋邦（亦称“族邦”）。我国古代文献描述这个时期是一幅“天下万邦”的壮阔社会组织场面。“万邦”即上万个族邦。这当然不是实指，极言天下族邦之多耳；黄帝、炎帝以及蚩尤亦皆是当时族邦或某一地方族邦联盟的首领。那时，作为文明社会的产物——战争也出现了，就是《史记》等诸多文献记录的我国古代部族间的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等。后来，在族邦联盟的基础上，国家也出现了，就是夏商周早期国家。《礼记·礼运》描绘这一时期的社会转折，称夏以前为“大同”，亦即原始共产制社会；夏以后为“小康”，亦即文明社会，“小康”社会的标志是“天下为家（以天下为一家的私产）”，“大人世及以为礼（贵族世袭被当成了礼制），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此招纳文武贤才），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也”。《礼记·礼运》将小康社会的各种现象，如私有制、家庭、礼仪、城堡、战争，以及国家制度、世袭制度、土地及居住制度等设为文明社会的标志，确实不错。可商榷之处乃是它把小康社会的各种文明现象，仅说成是在夏商周三代社会才出现的，实显得有些保守。根据现代考古学观察到的史实，它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其实在“五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换言之，“五帝”时期才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开端。
中华文明绵延不断传承的性质
关于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地传承的性质，习近平总书记有过如下论述：“如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河，中华文明一路奔涌而来，流淌过这片古老而现代的土地，滋养着沿岸人民的繁衍生息，浇灌出一片勃勃生机。”“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我们的祖先，在科学发萌之际，是走在前面的。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没有中断，中国文化没有中断。”
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笔者认为中华文明绵延不断传承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华民族的传承不绝。中华民族肇始于“五帝”时代。那时西方各古老部族均奉黄帝为首领，并在以后的征战中实现了与部分东夷族的融合。黄帝的后裔周族人继续向东征伐，周人自称为夏，并在其后封建亲戚的过程中，将所分封的诸侯称作诸夏，以至各诸侯相互融合为一体之后，这个新融铸成的共同体仍以诸夏相称呼。由于“华”“夏”二字音同通用，诸夏又或称作诸华，或华夏连称，这就是华夏民族的由来。华夏族在汉朝以后改称为汉族。由于汉族相对周围少数族而言居中，其政权称“中国”，这样一种民族结构一直维持到清末。清末，梁启超为了提倡共和，宣称汉满蒙回藏为一家而使用“中华民族”的称号。尽管到了近代才使用“中华民族”的称号，然而中华民族的实体却早已存在，且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证明我们民族精神的伟大。
二是大一统政治体制的传承。过去说我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的国家，似乎到秦汉时期我们才有了大一统的国家政治体制。这是偏颇的。我国大一统国家的政治局面至少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王正月……王者孰谓？谓文王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羊家以西周时期的制度为大一统。事实上，西周时期的版图已超过夏商二代，西周通过封建制，一度实现了对疆域内所有居民包括蛮夷戎狄的有效统治。西周的制度亦为后来王朝所继承。春秋战国的割据，是由王朝末年的衰微造成的，到秦汉时期又实现了统一。以后很长时间各王朝的统治，并没有多少超出周朝的统治范围。由此看来，我国大一统政治体制的传承，至少维持了4000年以上历史。
三是以民为本的国家治理方式的传承。如何治理好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民为本，从为人民服务、听取更广泛人民群众意见为出发点考虑治理国家的方式。他说：“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传世经典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古老的谚语，说明他心里装着优秀传统文化，更装着对人民群众深切的关怀。
赓续古老文明 实现旧邦新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启迪人心、令人难以忘怀。他说：“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这是对世界文明史的总结，也是对中国古老文明的追溯，更是对中华文明未来前进道路的宏伟构想。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是对中华文明得以赓续的具体说明，中国式现代化将使中华民族重新焕发青春。这里用的是周族邦在迁居周原后在周文王的带领下获取新生的典故，语出《诗经·大雅·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喻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取新生。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习近平总书记谈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尤其是马克思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称它“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站在思想解放的高度，我们完全可以把习近平总书记这篇纵贯古今的重要讲话看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又一典范著作。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