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1963年生，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

　　李稻葵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中国经济、国际经济、经济发展等，现任国际期刊Journal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联合主编。代表著作有Economic Lessons from China’s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百年变局下的中国经济》《中国的经验：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学总结》《中国方案1.0》《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德国模式的中国借鉴》《重启：新改革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人民币国际化道路研究》《乱世中的大国崛起》等。

　　李稻葵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托课题等多个项目，著作及课题成果曾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等。并曾获北京市京华奖、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等荣誉。李稻葵是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参加“学术中国·2022”国际高峰论坛，倍感荣幸。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探讨以下问题——中国经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角色。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大变局的基础性变化就是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毕竟经济是政治、外交、军事等活动的基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在经济方面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过去70年以来不断深化的经济全球化出现了逆转趋势，突出表现为二战后作为经济全球化引领者的美国转向了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发起贸易摩擦，频繁退出多边贸易条约，阻挠WTO诉讼机制的正常运转。拜登政府执政以来，虽然尝试重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但在经济全球化议题上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美国优先”的立场，强调提高国内产业竞争力和保障供应链安全。与美国形成鲜明对照，中国成为了经济全球化坚定的支持者。习近平总书记在达沃斯论坛、G20峰会、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联合国大会等众多国际重要场合反复表明中国捍卫经济全球化的坚定立场，并通过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主动降低关税与外资准入门槛、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一系列实际行动，践行承诺，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并主导创立包括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在内的众多新型国际组织。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逆转的背景下，中国将扮演怎样的角色？为此我们先做一点简单的分析。

　　第一，应该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过去十多年我和我的团队通过查阅中央和地方的历史文献，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北宋、明朝以及清朝经济活动的总量，发现中国经济以北宋为起点，占全球经济的比重是逐步上升的，1600年明末的时候达到最高峰，占全球GDP的34.6%，此后逐步下降。西方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全面展开时，中国占全球经济活动总量呈断崖式下降。到改革开放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球总量4.9%；改革开放后，中国搭上了经济全球化的快车，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GDP增长远超全球平均速度，目前占全球GDP比重上升到20%左右。因此，我们今天所见证的中国经济崛起是过去400多年来的第一次。对比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历史上经济快速增长的40年，从占世界经济比重上升的幅度可以发现，改革开放40多年间，中国贡献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增长，且这一增长今天仍在持续。

　　第二，回顾历史上经济全球化的历程，发现存在几个基本规律。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为此展开了一项课题研究。我们发现，全球化本质上是世界经济从封闭均衡向开放均衡跃迁的过程，这个过程既不是自发产生的，也不是由单一的霸权国主导推动的，而是一个众多参与主体之间互动博弈的结果。为了使世界经济从封闭均衡走向开放均衡，需要一个具有全球领导力的国家来推动实现，而全球化领导者本身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技术优势、市场优势，以及再分配制度优势。技术优势指领导者在全球先进产业中掌握着技术领先优势，从而可以通过经济全球化获取超额垄断收益，这是领导者愿意主动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前提条件；市场优势是指领导者本国市场规模足够大，从而能够通过主动对外开放吸引其他国家跟随开放；再分配制度优势指政府能够有效平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内利益分配问题，从而形成本国整体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政治支持，保障领导者能够持续引领经济全球化。

　　回顾历史上若干轮全球化，包括19世纪中期英国领导的经济全球化以及20世纪美国领导的经济全球化，都印证了这三个基本条件。英国工业革命后在纺织业和钢铁业等重点领域占据了技术优势；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具备了市场优势；同时，英国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具备了再分配制度优势。我们的研究发现，二战以后的较长时间里，美国经济也同时具备了成为全球化领导者的技术优势、市场优势和再分配制度优势。然而今天，支持美国作为经济全球化领导者的三个基本条件正在逐步丧失。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崛起的背景下，美国国内统一大市场的相对规模正在逐步缩小；美国的很多产业，特别是实体经济的技术优势和相对竞争力也在下降；与此同时，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也导致了其社会经济制度的再分配能力的下降。

　　第三，中国正在成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引领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国际场合反复表明中国捍卫经济全球化的坚定立场，提出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包容性”。中国经济正在逐步具备成为经济全球化引领者的三个基本条件。

　　首先，中国的统一大市场正在形成并完善，中国众多主要产品的产量和消费量已经高居世界第一。其次，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发展迅速，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以及绿色能源等细分领域取得了领先优势，同时中国教育体制培养出了大批的工程技术人员，为引领经济全球化积累了一定程度的技术优势。最后，中国拥有较强的国内再分配能力，在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许多区域、产业曾受到了巨大冲击，通过政府、企业和劳动者的共同努力，中国经济成功应对了开放带来的诸多挑战，收入分配制度不断完善，初步具备经济全球化引领者的再分配制度优势。当然我们必须看到，除了上述三个条件外，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还提出了包括“一带一路”、“双碳”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让世界瞩目的国际发展倡议或理念，正在被各国逐步接受。有理由相信，中国正在成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引领者。

　　那么，中国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持续努力，才能真正成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引领者？本质上讲，为进一步释放中国引领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潜力，中国仍需继续努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夯实基础的前提下，逐步学习和适应作为经济全球化引领者的角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相对薄弱，在创新链条较长的产业以及基础科学领域仍然存在许多技术被“卡脖子”的问题。因此，应坚持科技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大在重点领域的研发投入和人才培养，对内通过科研体制改革，对外通过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水平。

　　其二，中国国内市场需求仍需进一步释放，当前中国国内限制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仍然存在，阻碍着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内需的充分释放。因此，应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不断释放我国国内消费市场的潜力。

　　其三，中国的再分配制度仍然蕴含着巨大的改革红利，要加快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全面深化再分配制度改革，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优势，让全体中国人民从发展中共同受益，形成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强大社会共识。

　　其四，中国国际化的软实力仍有待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时间较短，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兴国际组织也处于起步阶段。因此，中国仍需持续积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经验，探索与其他国家协商谈判的方式和路径，并培养一批具有国际沟通能力与国际组织工作经验的人才。

　　最后，与今天的主题非常契合的是，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与经济学有关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国际化，要站在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制高点来认真研究回应国际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当前经济学主要学科体系仍是在上一轮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还是西方学者主导建立的。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界必须奋发努力，抱着谦虚开放的心态，与国际同行共同交流研究，以此推动中国引领的新型经济全球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