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我们在传化慈善基金会的资助下，启动了“中国卡车司机调查”项目，至今已五年之久。我们的田野调查涉及10个省区市的20多个城市；发放调查问卷共32247份；访谈卡车司机和相关人员449人；访谈录音时长27316分钟，录写文字5157000余字。在此基础上，出版5卷《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共161万字。
在田野工作中，我们根据实际状况对调查方法做了一些新尝试，在此简单陈述三个方面。
扩充工厂民族志
劳工社会学通常使用“工厂民族志”方法开展调查。这一方法常用于具有稳定集中劳动场所的传统制造业调查，但面对卡车司机及公路货运业，这个常用方法却遭遇了巨大困难。公路货运业有别于一般的生产体制，其各项制度要件如车场、库房等大体沿公路设置，散落于不同的场域。卡车司机的劳动过程亦有其独具的特点，并非如工厂工人那样在生产线上集体工作，而是个体化运作，同时具有高度流动性。这两个特点决定了研究者难以靠传统的工厂民族志方法对之进行调研。
那么，在这里应如何开展田野调查呢？有研究者把自己变成卡车司机以进行内部观察。不过，这种“参与观察法”虽然深入有效，但却囿于微观世界，难以把握行业全景。我们的做法与之不同。借鉴人类学修订传统民族志的做法，我们也尝试对传统的工厂民族志加以扩充，使之适应于眼下的田野调查。
扩充主要在三个方面。在研究据点的选取上，我们不限于在一时一地对一间工厂进行长期参与观察，而是在我国公路货运业比较发达的那些地域，如华北、东北、华中等地区的不同城市，对公路货运业的各个部门采取分期分批、多次进入的方式开展调查。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仅聚焦于点，而且顾及到面，进而为总体把握全行业打下了基础。
在研究手段的选择上，我们使用了田野调查几乎所有的常用工具，包括一对一访谈、焦点组访谈、参与观察（跟车观察）、问卷调查等。当涉及卡车司机群体特征的描述等事项时，我们使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当涉及他们的内在动机、思想活动等事项时，我们使用一对一访谈和焦点组访谈的方式；为深入了解他们的工作与生活，我们跟车跑路，参加货物装卸等，即借助参与观察法来搜集信息。传统的工厂民族志不用或少用问卷法和其他调查方法，我们则是多方并举，以期更周全、更深入地把握对象。
最后是研究对象的界定。我们调研的主体对象当然是卡车司机，但同时亦将各个相关群体如物流商、装卸工、卡嫂乃至交警路政等囊括于内，由是遂可从多种群体与卡车司机的关系上更为深切地加以了解，同时也能够比较全面地把握公路货运业。
对传统工厂民族志方法的扩充有助于我们打开眼界，把握全景，将卡车司机的工作与生活置放于全行业的制度框架下加以细致的观察和描写。
更新调查工具
问卷调查是社会调查最为常用的手段之一。但是面对卡车司机开展问卷调查却十分困难，难点有二。一是在我们开始调查之际，尚缺乏相关基础数据。当时通用的职业分类中有“司机”却无“卡车司机”类别，因而无法构造抽样框，也无法进行常规抽样。二是卡车司机劳动过程本身的高流动性和原子化，使得无法沿用传统的派员面访的方式开展调查。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得不使用电子问卷进行调查。卡车司机在2013年后已普遍使用智能手机，这为此种调查方式的实施提供了前提条件。
电子问卷调查与传统问卷调查存在诸多差异，使用中需要注意的事项不少。首先就是问卷设计务求简约。由于应答者是在手机上答题，若问卷包含的题项过多，答题者需频频滑动翻页，极易引发厌烦情绪而放弃答卷。故断不可设计过于复杂的题项，我们的经验是一般设置60个以内的封闭式题目，将答题时间控制在20分钟以内为好。但题目有限就决定了其所提供的信息有限，因此电子问卷调查不可独当一面，必须与实地访谈结合起来，借访谈所得信息以弥补其不足。
其次还需掌握好发放渠道。我们的经验是，电子问卷的发放必以一定的组织/制度为依托。我们发放电子问卷的主要依托者就是传化慈善基金会建立的卡车司机组织“传化·安心驿站”，其站点覆盖了27个省区市的300多个县份。如是发放问卷的优点是能够确保受访卡车司机收到问卷，而缺陷是不可避免地带有“系统扭曲”之嫌。因此，我们一直把此次调查所得数据称为“传化数据”，提请读者注意这些数据及相关分析的边界。
除了问卷调查，面访亦为田野工作惯常使用的方法。然而，疫情期间频频封城封路，经常使面访无法实现。在此情形下，“线上访谈”遂成为一种情非得已的替代。实际上，我们的调查报告的第5卷就比较普遍地使用了“线上访谈”所得信息。与电子问卷一样，“线上访谈”亦有利弊得失。其优点是可以克服空间障碍而与受访者进行直接交流，缺点则在于丢失捕捉默会意义的机缘，此种机缘只有在面访情境中才是可得的。
改造“调查报告”的叙事文体
我们调查的主要成果以五卷“调查报告”的样式呈现出来。但在这里要着重强调的是，我们的调查报告有其独到之处。
若对当下社会学界的作品加以审视，则大部分作品中有两个极端趋势清晰可辨。一个可称为“过度概念化”，即所提供的经验内容单薄空泛，却过于操切地试图构造宏大的理论概念；另一个极端刚好相反，堆砌大批经验素材却未能形成任何概念，故可称为“低度概念化”。这两个极端对于学术发展都是有害无益的。
应当如何避免这两种极端呢？最简要的答案就是穿越于这两者之间。不同的社会学作品或有不同的“毛病”，涉及“调查报告”这类作品，其主要病症多在于“低度概念化”——多年来，我们见惯了那类“叙事而不说‘理’”的调查报告，诊治它的专用药方就是引入学科理论作为根基，用理论支撑起整个报告的骨架，并努力与丰富的经验内容结合起来。
我们在关于卡车司机的研究报告中自始至终秉持了这个准则。劳工社会学及其“劳动过程理论”构成整个调研的学科基础。卡车司机的生产和再生产始终是关注焦点。在此基础上，五卷调查报告依其内在逻辑逐次铺陈演进。主线当然是卡车司机群体本身，自雇司机、他雇司机、卡嫂、女司机、城配司机、冷链司机、跨境司机等七个范畴接连起来，构成一以贯之的主线。在其之旁，一侧是物流商、装卸工等进入卡车司机劳动过程的相关群体，另一侧则是从宏观上调控卡车司机劳动过程的“挂靠制度”——我国公路货运业独有的一套制度。此外，还有该行业中为数不多的“集约化”研究对象即“卡车县”。殿后部分则是“志愿者”和“组织化”，这两个范畴标志着卡车司机群体开始跨越单纯的生产领域，进而展开“为承认而斗争”的社会实践。
这样的调查报告显然脱弃了原来那种堆砌材料、欠缺理论的素朴形态，避开了“低度概念化”端项。现在，调查报告开始以理论支点与经验素材两相结合的崭新样态展示出来，或可称为社会学的一种新的叙事文体。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