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庚（1894—1983），广东东莞人，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收藏家、书法家。1925年，他以一部《金文编》蜚声学界。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毕业后，历任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著述不断，其中最重要者，当属《商周彝器通考》。

 

他者眼中的容庚

　    容老在我心目中，不仅是敢说真话、年高德劭的长者，也是一位极容易亲近的师长。他面对学生，不是一脸严肃，而是常带笑容。

　　　　　　　　　　　　　　　　　　——易新农 《容庚传》作者之一

　　刚直不阿，不讲违心之话，不做悖理之事。

　　　　　　　　　　　　　　　　　　——黄焕秋 中山大学原校长

　　传道解惑，爱国怀乡，立德立言俱不朽；汇编金文，通考彝器，树人树学足千秋。

　　　　　　　　　　　　　　　　　　——马国权 生前曾师从容庚先生，曾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教席

　

 

　　容庚的学术地位，有家学渊源，有自己的勤奋努力，当然也有那个时代学术氛围的影响。从容庚的学术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学术道路选择和独立自由人格确立的轨迹。

　　1951年10月，杜国庠在广州石牌中山大学演讲，盛赞岭南大学教授陈寅恪、容庚，他为陈、容二人在广东乃至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定下了基调。

 

　　世代书香

　　容庚于1894年9月5日出生于广东东莞县莞城镇，原名容肇庚，字希白，号容斋，因“容”、“颂”古通，他后来便以“颂斋”名其室。

　　东莞容氏为晚清书宦世家，容庚对出身于世代书香家庭备感荣幸。容氏家族自宋代时南迁广东，其第九代致政公由新会迁居东莞板桥村，是为东莞支初祖。

　　容庚的出生是容家的一件大喜事，祖父容鹤龄指示容庚之父容作恭与其兄作求熏沐斋戒，到文昌庙、关帝庙及城隍庙烧香叩祝。

　　在容庚的成长过程中，四舅邓尔雅扮演了为他指明人生方向的角色。1909年，邓尔雅结束日本的学业回国，在广州启明小学任国文教员，容庚兄弟随即入读启明小学。邓尔雅虽为母舅，但只比容庚年长十岁，并无代沟。邓尔雅除教诗文外，特别教容庚兄弟书法、篆刻、美术等。

　　容庚从之学金石，为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容庚在《金文编》序言中写道：“余十五而孤，与家弟肇新、肇祖从四舅邓尔雅治《说文》。民国二年，余读书于东莞中学，四舅来寓余家。余兄弟课余恒与据方案而坐，或习篆，或刻印，金石书籍拥置四侧，心窍乐之。读《说文古籀补》、《缪篆分韵》诸书，颇有补辑之志。”

　　容庚对金石的兴趣就这样被点燃了，他立下雄心壮志，设想编写一部书，补正增益研究古文字的重要著作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1922年7月3日，容庚带着三册《金文编》初稿专程去天津求见大名鼎鼎的罗振玉。

　　罗振玉辛亥革命后侨居日本，1919年回国，居上海、天津。毕生致力于搜集史料及传印古书。罗振玉认为古币古陶文字形体各异，多变难识，用以证说古籀，不如专采古代礼器铭文，而容庚《金文编》收字范围正符合其观点，当罗振玉看到容庚的《金文编》稿本时，对这个远道而来的后辈十分赏识，这样，只有中学学历的容庚成了北京大学早期研究生。

　　容庚初见罗振玉，所携《金文编》稿本不及后来出版的《金文编》一半，罗振玉因赏识《金文编》而引荐容庚进北京大学国学门，还提供了大量新发现的青铜器铭文供其研习，鼓励他充实出版，使他走上学术成功之道。

　　为此，容庚终身感激罗振玉的知遇之恩，在《金文编》第一版中把罗振玉写的序排列第一，第二版、第三版因政治原因未载罗序，拟出第四版时又将罗序列为第一。

 

　　《金文编》问世

　　容庚在北京大学研究生治学三年期间，完成了《金文编》撰集，凡三易其稿。《颂斋自订年谱》曰：“1925年（乙丑）《金文编》付印，至6月4日告成，7月出版。”

　　所谓金文，系指殷周青铜器上的铸刻文字，亦称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制造术十分发达。青铜器中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因此“钟鼎”为青铜器代名词。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周以前称为“金”，铜器铭文称“金文”或“吉金文字”。古代重大事件多勒之鼎彝，左丘明作《春秋传》，也以铭文为修史资料。

　　早在南宋时期，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已经收集了较丰富的金文研究资料。至清代，吉金文字之学又有更进一步发展，晚清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便是代表。

　　容庚的《金文编》率先收集铜器铭文中的单字，是第一部专收金文字形的专著，是一部内容丰富、体例严谨的商周金文工具书。《金文编》不但采录大量图形文字，且能区别对待，对象形字中少数可识者汇入正编，不识者则列入附录。附录又分上下，不可识之象形字列入附录上，不可识之形声字列入附录下。一目了然、方便实用成为《金文编》的一大特色。

　　在考释上，容庚博采众说，择善而从，其编排的科学性也远胜前代和当代学者著作，打破了以商周秦汉文字补东汉许慎《说文》的本末倒置的框框，自成系统。《金文编》分正篇、续篇两大部分，正篇为殷周金文，续篇专收秦汉金文。《金文编》还剖析前人所未发的40余字，给《说文》订补匡正了若干字。

　　《金文编》一直是古文字学习者与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之书。1980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巴纳博士访问中山大学时曾说，他将《金文编》当做《圣经》来读，并将此书列为指导研究生的第一本必读书。巴纳对中国古文字有着深入的研究，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

 

　　一生好收藏

　　容庚一生雅好收藏。“文革”后期，他曾应香港友人之邀作简短之自传，全文700多字，有关收藏者竟达500多字，可见收藏在其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

　　人生有聚就有散，收藏也是如此。容庚于青年时期已经明白这个道理。容庚是岭南收藏大家，其藏品包括青铜彝器、书画、丛帖、图书及私人书信。返粤后，他即开始为其藏品安排出路。他曾对人说：“数十年薪水收入，自奉甚微，所有余资尽以购买书籍字画器物，这样做的目的，一供学术研究之用，二可使国家文物减少流失，今老了我将献于国家，以酬夙愿。”

　　容庚藏品中，最早散出的是青铜彝器。早在1956年，经广州市市长朱光推介，他一次性向广州博物馆捐出铜器88件（套），包括一级文物8件、二级文物34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栾书缶，后来由广州博物馆上调至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容庚另外向华南师范学院捐赠了一批青铜器，用于该校教学，其中包括著名的十年陈侯午敦。容庚前后共捐出其收藏的150余件古铜器珍品。

　　容庚曾为岭南大学的图书建设贡献力量。据中山大学终身名誉研究馆员刘少雄介绍，1950年，岭南大学图书馆周连宽选购徐信符南州书楼藏书时，选购书单是经过中文系教授冼玉清、容庚审定的。该书单现藏于中山大学中区图书馆校史文献馆。购藏这批藏书合计102种、280册，都属岭南文献。

　　容庚一生爱书，他的学术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收藏。图书之外，容庚还藏有一部分珍贵文献，生前未作出处理意见。容庚去世后，其家属经过研究考虑，决定将部分珍贵资料赠送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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