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一词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具有特殊含义和重要地位,对“时代”性质的认识和定位,决定了一国战略的制定。对于世界政治究竟是处于“倒退时代”还是逐渐步入“进步时代”的讨论,只有跳出以民族国家为行为单元的国际关系理论,转而从反映事物本质和方向的“时代”看问题,才能正确地理解目前的世界政治。
世界政治进入“倒退时代”的逻辑根源
学界普遍认为,世界正处于十字路口,迷失了方向。有学者甚至认为世界政治进入“倒退时代”,其依据是全球化退潮、不确定性增加以及技术竞争加剧。抽象地看,这些现象相对于冷战以后几十年波涛汹涌的全球化浪潮、美国单极霸权“治下的和平”以及全球治理上的“合作”,似乎确实是一种“倒退”。对美国而言,更是如此。因为之前其主导的全球化(包括“民主化”)一路向前,世界上没有它搞不定的事,更谈不上来自技术竞争的威胁。
与此同时,“倒退论”还与专注于大国关系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关。“为美国定制”的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理论,塑造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实力政治游戏规则,美国之所失便是所谓的大倒退。有观点认为,西方人只有“国际观”而无中国人的“天下观”。所谓“国际观”,就是以民族国家为行为单元,国家之间讲究的是实力政治和你赢我输,最终的结果是追求帝国统治。面对帝国式单极霸权正在瓦解的现实,按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西方人“国际观”的逻辑,世界政治自然是“倒退”的,或者说,不符合西方逻辑的就是倒退和错误的。
“时代”视角下的世界政治
如果换一个视角,西方不仅从自己的利益和立场出发,而且站在非西方的利益和立场的角度,即从“天下观”式的世界政治视野看问题,对于全球化退潮、不确定性增加以及技术竞争加剧等现象,就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一方面,全球化退潮并非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现象,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大事件无疑是有着堪比工业革命影响力的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看不到这一点,就很难理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真正含义。500年来或300年来,全球化浪潮的进与退都是间歇性的,甚至退的时间比进的时间更长,不能因为一时的退潮就视之为天大的事件,何况当下还有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另一种力量,即“一带一路”倡议将世界“边缘”国家纳入进来。中国崛起之所以成为改变世界体系的大事件,是因为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主宰世界的300年格局正在被改变,东方文明、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得以确认。中国崛起赋予了世界政治新能量、正能量,是对不平等的世界政治体系的一种矫正性力量。在看似大乱局的世界政治中,中国坚定地推动世界朝和平、公正的方向前进。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政治已经绕过了“十字路口”,找到了前进方向。
另一方面,与中国复兴相关的问题,是中国的确定性。对美国来说,世界的不确定性不但来自局部地区的战争和动乱,更多的是中国崛起让美国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然而,中国始终把自身置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发展大格局中,与世界良性互动、共同发展,而不是通过战争掠夺和殖民主义来壮大自己。这就意味着,外部环境对中国发展虽然很重要,但外部的变化很难改变中国自身,能够改变中国的是中国自身,或者说中国的确定性来自中国自身。因此,世界政治中的一些突发事件,其对中国的影响远远小于美国;甚至这些事件并没有影响中国推动世界进步的步伐,诸如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勾勒出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中国走出世界政治“十字路口”的自信,也是走出“无人区”的标志。
中国以发展自身而改变世界,中国的确定性源于自身,说到底是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中国改变了“中心—半中心—边缘地带”的世界体系,使世界体系呈现“多中心主义”格局。从2001年到2021年的20年间,发达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由78.84%下降到59.08%,其中七国集团的份额由64.68%下降至44.72%;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体量已经逼近发达经济体,预计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GDP规模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并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接近60%。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已发生不可逆转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必然为世界秩序的“大转型”奠定基础,并对充斥着等级制和帝国主义底色的当代世界政治体系造成根本性冲击。这是因为GDP比重还具有国内政治意义,西方党争民主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拥有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收缩必然加剧国内矛盾。
一些研究认为,改变等级制国际体系的关键在于旧秩序中出现异质性主体。不同于西方的经济制度,中国的崛起无疑改变了世界市场格局并撼动了西方主宰的世界秩序的经济基础。美国自20世纪中叶所展现的霸权已经不复存在,中国成为推动世界市场多中心趋势最强劲的力量。需要强调的是,多中心趋势并不仅仅意味着传统霸权遭遇到了新的挑战者,关键是新的“中心国家”相对于既有世界政治体系的“异质性”。
中国复兴所带来的世界体系的变局,显然是聚焦于地缘政治并倡导实力政治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解释不了的,需要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甚至是不同于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新学科去解释。在此背景下,诠释中国“全球”角色的世界政治学应运而生。世界政治学研究的是世界市场催生的政治思潮所诱发的主权国家制度变迁以及由此产生的大国关系和世界秩序。无疑,世界政治学集合了世界经济、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几门学科,但并非大杂烩,世界政治研究的基本单元是世界市场和政治思潮。尽管被称为世界政治,但其基本构成还是人,而人的基本需求就是物质和精神,物质需要构成了世界市场,精神需要构成了政治思潮,世界市场和政治思潮的互动演绎出世界政治或世界秩序。政治思潮的冲突显得国家间的斗争白热化,但世界市场则使主要国家事实上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世界市场是伴随西方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形成而编织起来的,世界市场的断裂或衰败必将是资本主义自身的毁灭,同时也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族国家的灾难。正是基于世界政治学原理,虽然世界看上去是大乱局,中国面临的挑战也更大,但中国依然处于风险可控的战略机遇期。世界政治似乎确实朝着这个方向演进。这个战略机遇期不但意味着中国依然可能享有和平发展的时间,更是中国推动世界进步的窗口期。
对当前研究的启示
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并不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内修修补补,而是要跳出以民族国家为行为单元的国际关系理论,转而寻求以“人”而非“区域”或“民族”为基础的共同体伦理秩序的理论,这就是具有中国天下观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世界政治学。以“人”为基础的伦理秩序,在政治过程中必然是文化认同而非实力政治,追求的是治平论而非帝国论。这就意味着,崛起的中国带给世界的冲击力因其渐进性而并不那么强烈;反之,外部世界的变化,哪怕是突变,对中国的影响也没那么直接。
研究国际问题的学科变了,视角和方法才会有根本性不同,关于“时代”的认知自然就不一样。“时代”确是关乎战略方向的大问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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