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些美国专家学者发表了关于新冠疫情后中国经济状况的文章，这些文章中充斥着证据不足的论断和观点，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分析存在偏见和错误，主要目的是让人们对中国经济状况产生负面印象。本文尝试驳斥此类文章和观点。

　　需求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所长亚当·S.波森（Adam S. Posen）认为，新冠疫情后中国经济表现低迷，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恢复活力，称中国是“经济长期新冠”案例，将中国比作慢性病患者。

　　但他的这种说法是夸大且不正确的。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91.3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这反映出中国经济正在稳步恢复。部分西方学者声称，耐用品消费持续下降导致中国“经济表现不振”，这具有误导性。从数据角度来看，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3年1—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5440亿元，同比增长6.9%。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使用趋势线（trendline）进行分析优于仅关注某一两个特定的时间点或季度，而通过分析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和趋势线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消费和国内需求上升拉动的。

　　2010—2021年，中国最终消费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最终消费占同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呈上升趋势。更具体地看，在企业、广义政府和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中，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的比例从2015年的59.1%上升至2019年的60.3%，然后进一步升至2020年的62.2%。收入增加与消费增加相关。因此，2010—2021年，居民消费支出在最终消费支出中的比例也趋于上升。由于其可支配收入并未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人们倾向于购买更多商品和服务，进而促进了经济活动。2023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398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6.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9%。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428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05元，同比名义增长7.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3%。

　　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未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情况对比纳入考量。由于多种原因造成国际市场上能源和食品供应不足或价格上涨，2022年许多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大幅上升。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新冠疫情发生后，全球通货膨胀率显著上升，而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保持在较低水平。2022年，按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衡量的全球通货膨胀率为8%，而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为2%。这表明在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压力和公共卫生危机面前，中国经济具有韧性。此外，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也比较低，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粮食生产情况较为稳定，使其能够保障商品和服务供应。

　　市场与国家不可分割

　　部分西方媒体称中国“国内需求疲软”，并认为原因在于政府“打击民营经济”。波森也写道，“甚至在新冠疫情之前，政府压力就促使银行和投资基金在放贷时向国有企业倾斜，对私营企业的投资在萎缩”。针对这样的观点，我们不应忘记，西方学者的分析和政策建议经常是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视角出发，回应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提倡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相应地，他们割裂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并认为近年来中国政府对私人部门从支持转为反对。笔者将从经济分析和个人观察的角度反驳有关言论。

　　将私人部门或市场与国家完全对立起来是不合理的，无论是从概念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市场与国家都是不可分割的。将市场与国家互相排斥作为原则，意味着可以让国家“退出”，使经济从属于所谓的“全球”力量，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在市场引领型经济增长的支持者看来，市场可以有效引导增长过程。但是，这一西方主流思路忽视了一个事实，即私人部门的决策可能代价高昂并破坏稳定，尤其是在经济恢复的关键时期。

　　市场并不总是高效的，也不能提供可以在一切情况下评估经济效率的参数。“市场高效”“国家低效”观点通常基于对市场的站不住脚的、不现实的假设和理想化，“市场效率要求减少国家干预”的论点也不具备充分的依据。

　　中国既支持国有企业，也支持私营企业。二者互为补充而非互相矛盾，它们在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都至关重要。中国同时支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鼓励各种所有制并行发展。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民营经济为中国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2023年7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发布，要求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可见，有关中国私人部门的西方媒体叙事是错误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互补作用将进一步拉动中国国内需求，保证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

　　中国成就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

　　新冠疫情期间，笔者居住在中国并观察到，疫情当中和过后中国国内需求都未受到严重影响。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雇用了大量劳动力，这也为国内需求提供了支撑。在中国对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后，一些曾参与疫情防控的人失去工作，政府帮助他们在新的领域和项目中再就业。如果没有政府干预，这些失业者可能给国内需求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政府干预对维持国内消费和储蓄至关重要，而后者使中国经济得以保持活力并确保经济发展成果有益于社会。

　　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因素是工业生产的增加。2023年1—10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1%，这并不令人惊讶。此外，也不能忽视巩固中国经济成功的支柱之一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FCF），较高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有利于增强生产能力。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0—2021年，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一直在40%以上，而世界平均水平约为25%。

　　在笔者看来，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成功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科学规划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不仅依靠“实事求是”——这带来一种客观地从经验中学习并纠正错误的灵活性，而且通过“五年规划”有效执行了中央规划。中国政府通过统一的指导性政策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和促进制造业发展，一方面以较低的利率向工业企业提供贷款，另一方面通过复汇率帮助制造业企业开展生产所需的进口活动。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都将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国家生产和基础设施发展的着眼点。

　　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简单来讲，社会主义生产模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生产的最终目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生产目的是创造使社会少数成员受益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在社会主义生产模式下，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和愿望。在这方面，中国模式推动了以人民为中心目标的实现。

　　西方对中国的另一个常见误读与改革开放有关。事实上，改革开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锚定的方向和主题上不断深化并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最初的经济增长以廉价劳动力、低税收、较为宽松的外资监管为基础，但中国政府并非旁观者，而是逐渐转向强化自己的技术基础，并要求在生产制造业产品时增加本土内容。因此，中国的经济产出逐渐从消费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转向高附加值产业中的本土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这种本土内容是推动本地生产力提升的重要因素。

　　西方媒体还忽略了另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资源。中国政府从未放松对资源的管控，因为这事关国家安全。

　　过去数十年中，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在农业、工业、教育、科学技术、基础设施、交通等几乎所有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发展成就。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起重要作用，是塑造或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前提。而今，中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需要注重科学技术对经济活力可持续性的驱动作用。正因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要支持科技创新、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中国共产党深知科学技术是提升生产力的基本要素，通过财政和资源配置来加大对科技发展的支持力度。这有助于中国科学家在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打破个别国家的技术封锁，中国的工业和技术工人群体也将更加强大。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2023年1—9月，中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624.1亿元，增长2.4%，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12.8%。毫无疑问，这将在中短期内促进中国的高科技制造业发展。在笔者看来，高科技领域的外国投资应与中国的五年规划特别是创新政策保持一致，通过外包以及与本地供应商的互动创造溢出效应，这可以使中国的高科技生产减少对进口材料的依赖。如果中国投入更多资源支持国家能力建设，更多地依靠社会主义生产模式，就可以进一步提高科技自给自足水平。

　　（作者系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