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2023年或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创纪录的高温、海平面上升、持续干旱、山火肆虐、生物多样性丧失加速甚至物种灭绝等问题显示，人类面临的气候和环境危机日益加深。因此，保护环境、绿色发展成为至关重要的时代主题。

　　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其中包括促进绿色发展。11月24日发布的《坚定不移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的愿景与行动——共建“一带一路”未来十年发展展望》提出，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全面夯实绿色发展合作基础，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推动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深入对接，推进重大合作项目落实见效。大力拓展绿色发展合作空间，围绕绿色基建、绿色生态、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金融等重点领域，依托和完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等重要平台，落实好“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共谋绿色发展，共筑清洁美丽世界。中国的承诺体现了大国担当，引发国内外学者热议。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他们畅谈了对“一带一路”十年发展的看法和绿色转型面临的挑战。

　　基础设施建设助力共建国家发展

　　美国波士顿大学帕迪全球研究学院教授、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Jorge Heine）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减少基础设施赤字和促进全球南方互联互通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的额外资源。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最近的报告提出，中国在2013—2021年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3310亿美元的融资，其中为非洲国家提供了910亿美元；此外，中国的商业机构等也向非洲国家提供了230亿美元。通过专注于“硬”基础设施项目，如铁路、桥梁和港口，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极大地促进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增长，解决了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发展瓶颈，有效提升了其能源获取能力，这是传统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金融机构未能做到的。

　　在贺乔治看来，共建“一带一路”还推动了一种新的南南合作方式，即“集体金融治略”（collective financial statecraft）。他认为，在提供流动性、推动金融发展以及创建发展中国家主导的替代机构等方面，中国一直居于前沿位置。有关机构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使发展中国家不再依赖由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融资，而是有了更多选择。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教授，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绿色金融与发展中心主任王珂礼（Christoph Nedopil）也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现在，西方也开始重新关注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受到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启发。

　　王珂礼等人研究统计发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来累积“参与额”突破了1万亿美元，其中约596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4200亿美元用于非金融投资，中国的整体参与度一直在稳步加强。如今，许多项目已为当地企业、社区和居民提供了更好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

　　绿色转型引发期待和关注

　　王珂礼的研究显示，2023年上半年，中国在太阳能和风能以及水电方面的总参与额约为48亿美元，而2022年上半年中国在此方面的参与额为38亿美元。与此同时，与绿色能源（包括水电）相关的建设项目从2022年上半年的16亿美元增加到2023年上半年的26亿美元。另一个重要增长领域是有色金属和矿业。与2022年上半年相比，中国在相关行业的参与额增长了131%，所涉及的矿物、金属对绿色转型和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尤为重要。与此同时，许多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有关的政策文件均强调了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认为在发展的同时应兼顾污染防治、减缓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

　　在王珂礼看来，为了实现绿色发展，需要建立一个全面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系统。2019年启动的相关研究项目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报告，并提出基于对气候、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积极贡献或负面影响将“一带一路”相关投资项目分为“红、黄、绿”三类，进而建设一个“交通灯”系统。在分级分类基础上，建议参与项目的企业、金融机构和相关主管部门基于环境效益分类评估结果，通过决策流程差异化、风险管理和环境影响评价差异化、融资条件差异化、绩效评价与信息披露差异化等形式，在全项目周期内对三类项目进行差异化管理。绿色项目不仅指投资于绿色能源领域，而且要求确保在整个项目开发和实施过程中减轻环境风险，包括生物多样性风险。对于水电项目，“交通灯”系统强调对生物多样性的潜在负面影响。

　　王珂礼说，“遵循国际标准不仅将减少中国金融机构和开发商的环境风险，还将促成项目上更多的融资协作”。绿色转型是非常全面和复杂的工程，涉及所有部门和所有环境维度，而绿色发展的目标是通过项目在所有维度上改善环境，尽量做到最小化其对原始环境的影响。例如，新的绿色能源项目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产生和排放，但改造现有燃煤电厂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样重要。王珂礼认为，目前来说，绿色转型面临的挑战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一是要让各利益相关方如开发商、金融机构和地方监管机构均明确认识到环境风险，但相关沟通工作在很多情况下仍被认为是成本高昂且耗时的。二是投资绿色项目的财政资源的可用性。三是存在一些过时的观念。此外，发展特定污染性产业所能够带来的经济利益仍然让一些企业或个人不愿参与绿色转型。

　　贺乔治认为，中国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就绿色发展所作出的承诺受到欢迎并引发了期待。无论是在质量还是数量上，目前中国在太阳能、风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均处于技术领先地位。此外，中国领跑电动汽车行业。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电动汽车生产成本方面具有优势，这种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中国在锂电池生产方面的竞争优势。

　　贺乔治表示，对于“一带一路”相关项目中已建设的、利用化石燃料发电的电厂，主要的挑战在于如何将已建立的化石燃料发电厂转向新的可再生能源。前者已经存在很长时间，是沉没成本，而后者需要新的资本和新的电力管理方法。太阳并非日夜不停地照耀，风也不会一直吹，我们需要通过创新和跳出思维定式去解决问题。

　　“小而美”的项目接地气、聚人心

　　贺乔治表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科技大国，可以为全球科技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在未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中，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中国将发挥关键作用。

　　王珂礼认为，加强合作包括共同融资和共同设计在共建“一带一路”中至关重要，通过多方参与能够确保项目风险由多方共担，也会更有力地激发各方最小化环境和社会风险的动力。

　　王珂礼研究团队发现，“一带一路”项目交易规模变小了，投资的平均交易规模从2022年的约6.17亿美元下降到2023年上半年的约3.92亿美元，与2018年的峰值相比，缩小了48%。对于建设项目，2023年上半年的平均交易规模约为3.27亿美元，而2022年约为3.38亿美元，与2017年的峰值相比，减少了35%。这体现出相关项目向着“小而美”方向发展的趋势。近年来的经验也表明，“小而美”的项目在接地气、聚人心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贺乔治以拉丁美洲为例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未来发展提出了建议。他认为，目前拉丁美洲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出口到亚洲的商品，特别是出口到中国的大宗商品需要提升附加值。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在拉丁美洲投资更多项目，使其可以更多地参与全球价值链。据估计，全球70%的锂（电动汽车电池的重要成分）储量位于三个拉丁美洲国家：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智利。与此同时，如今70%的电动汽车电池是在中国生产的。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中拉之间存在潜在的共同利益，这可以成为各种形式的合资企业发展的基础，有关新项目将会给拉丁美洲创造更多更好的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