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本身意味着归属，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地域、社会结构何为，“家”都是人类的精神港湾。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家庭”构成了自然状态下的伦理实体。作为精神性的伦理实体，“家”的价值超越了理性的计算。

　　在现代社会，“家”依旧是人的精神港湾。马尔库塞认为，随着管理科学的进展，生产组织内部的分工愈加精细，科层制度愈加严密。拥有知识和技能的个体无法在生产组织中充分发挥其潜能，个体存在的意义只能在劳动场所之外去寻求。家在这其中就成为价值建构的最后场所，它对个体的重要性无须赘言。

　　然而，家庭这一伦理实体不能仅以纯精神的方式存在，还需要由“物”来支撑，以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在特定空间内组建起来。当人为了生存而占有“物”时，占有的量是恒定的。人的基本生理需求一旦被满足，就可以从维持生存的负担中解脱出来。一个百万富翁每天需要的食物，并不比一个普通人更多。但是，对成长于消费时代的人而言，围绕着家庭的操持活动越来越带有符号性消费的意味，即通过消费展现家庭的个性、声望和社会阶层。换而言之，人需要不断占有“物”，才能赋予家庭一定的价值。

　　对“物”的理性计算使“家”的价值居于持续的不确定性中。作为“物”存在的“家”，其价值是可以被计算的，也是可以被比较的。此时，人并不是作为家的一部分来被看待，而是站在家的外部审视它、权衡它、控制它。在“过日子”的操持中，家庭消费成为“家”的价值向外体现的重要途径。但是，一个人是否能持续地占有“物”，又受到经济环境、个人际遇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对于个人经济能力的担忧和家庭“贬值”的担忧叠加在一起，使人在解决基本生存问题之后，精神依然处于持续的紧张中。如齐美尔所认为的，由于物质的极大丰富，城市中的现代人往往处于饱受物质刺激的疲惫状态，只有更多的刺激才能唤醒其意义感。

　　那么，如何超越以“物”的形态组织起来的家庭的不确定性，并使其成为人真正的精神港湾，成为近年来学界的关注焦点之一。其中，从本体论的意义上重构家庭的价值，将这种价值还原到经验世界以外的、具有绝对确定性的领域，是较多学者所支持的理论进路。比如，有学者认为，人最原初的意义感来源于一种内在的时间意识，而此时间意识又产生于早期的亲子抚养关系。“孝”不是一种外在的伦理规范或道德要求，它能够使个体超越有限的生命视域，在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的勾连中获得连续的时间感，从而极大拓宽自身的生命体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不仅有物质层面的意义，还有本体论层面的意义。家庭在世代延续中守护了个体，而自身也通过个体的世代延续得以守护。家庭作为一种原初关系，其本体论意义长期被忽略。在现代社会，一种有意义的生存方式依然要在个体之间的互动中形成，而家庭就是个体出生后自然进入的共同体。家不仅为年幼者提供了最初的保护，还使他们习得了在个体和共同体之间保持平衡的最初经验。

　　家庭伦理的实践不能流于空谈，本体论的存在方式需要在现实中得到确证。我们无法忽略各个家庭角色在“物质资料提供者—消费者”这一框架下的分工问题，进而无法绕过恩格斯关于“家庭关系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洞见。一种可能的解决路径在于，通过健全社会服务的方式，弱化以“物”相联系的家庭关系，凸显精神性的家庭纽带。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之下，不仅需要重视以产业升级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是重要的奋斗目标。涉及家庭生活的公共服务往往更需要精细的管理，比如社区的婴幼儿服务中心、平价且营养合理的食堂、供家庭成员活动的体育场馆等。这些服务可以有效解决个体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之间的矛盾，提升日常家庭生活的幸福感，进而重塑家庭的精神价值。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