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1926年间发生在广州的三次工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工人运动的体现。在这三次运动中，党的奋斗目标、路线方略、组织行动成功地转化为工人群体自觉的斗争实践。

　　工运进入新阶段

　　1922年1月，香港海员率先举行罢工运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工潮拉开帷幕。在香港海员提出增长工资等要求后，大批工人离境，参与工人运动的人数达到20万，规模庞大。经过50余天的僵持，香港海员最终迫使港英当局取消了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并且答应为海员增加15%—30%的工资。1922年3月初，工人代表林伟民等由广州赴港签约。香港当局送回工会招牌，海员罢工总办事处遂下令复工。

　　对于这次海员罢工取得的成绩，邓中夏评价到，“70年来赫赫奕奕的大英帝国主义终于在中国海员的威力之下屈服了”。这次海员罢工的胜利，增强了全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勇气和自信，点燃了广大工人阶级从事罢工运动的巨大热情，推动了中国工运步入新阶段。

　　工运转向第二次复兴

　　1924年，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中国工人运动又在广州这座特殊的城市爆发。当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国共合作正式实现，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国民党一大宣言提出，对于目下的中国工人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由此，中国工人运动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有力促进。7月，广州沙面罢工直接引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二次风暴，迅速打破了“二七惨案”以来全国工人运动消沉不振的局面。由于沙面为帝国主义使馆区，深刻地触动着各界的神经，这一罢工行动在广东和港澳方面都获得了积极支持。海员工会宣布，如果一周之内沙面罢工不能得到妥善解决，海员将加入罢工。广州电业局也向沙面当局施加压力称，如果罢工不能解决，将停止向沙面供电。

　　广州沙面罢工还得到了国内工人群体的响应，北京、上海等地的工运团体纷纷来电表示声援，为沙面罢工提供后援。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下，广州沙面罢工取得了胜利，其冲击力传导向全国，成为中国工运发展的风向标，也推动了中国工运事业转向第二次复兴。继广州之后，上海、山东、北京、东北等地的工人运动明显增加。

　　省港罢工委员会发挥重要作用

　　1925年6月，“五卅运动”在港澳地区引发了强烈的冲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香港洋务工会、机器工会、起落货工会、煤炭工会、华洋排字工会等工运团体纷纷举行罢工，并在共产党人邓中夏、苏兆征等人的带领下前往广州，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运动。23日，“六二三”惨案发生。7月初，省港两地工人很快组织了大罢工的领导机构——省港罢工委员会。该领导机构全称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领导成员由中华全国总工会、香港罢工组织和沙面工人三方面成员组成，共13名委员。省港罢工委员会设置了23个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执行机构有干事局、财政委员会、会审处、法制局、纠察队、骑船队等。在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各机构高效运作，并时刻接受工人代表的监督，为罢工斗争取得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省港罢工委员会还出版了《工人之路》特号，及时向社会发出罢工者的声音，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1925年9月至1926年下半年，省港罢工委员会还积极领导工人阶级参加了东征、南讨和北伐，有力地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进一步体现出巨大的社会价值。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革命成为中国社会中的关键问题。省港工人和中国工人阶级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支持国民革命。尤其是省港工人纠察队成为这一时期国民革命运动大后方的守卫者之一，其所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不断提升，客观上也使得省港工运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邓中夏更是明确地把省港罢工委员会比喻为“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这是对20世纪20年代省港工运在全国地位的一种至高评价。

　　纵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跌宕起伏的中国工运历史总航程，三次广州工人运动无论是第一阶段的兴起、高涨、低谷，还是第二阶段的复苏、兴起、更高潮，均产生了巨大而特殊的历史影响。

　　（作者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