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人的创造物且可以作用于人本身及社会发展。《易经》有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突出体现了作为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总和的文化，在历史发展演进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实际上，在“润物细无声”与“骤雨已喧山”紧密结合的“文化磨合”时代，文化“化人”的具体实践往往由某一位或多位既有本土特色又兼具世界眼光的文化巨人来承担。他们既在属于自己的时空维度中构筑体现时代、地域、民族底蕴与特色的文化大厦，又在新旧异变的社会转型期扛起文化变革的大旗，成为某一文化类型的代表，在民族与国家、本土与域外之间架构起连接中外、沟通世界的文化大桥。作为文化巨人，鲁迅既为现代中国留下了丰富文学遗产和深邃文化思想，又以其超强的示范效应在世界文化版图上留下深厚印记。鲁迅在积极参与支撑和重构中国现代文化大厦的同时，也得到了全民族、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的认可，成功地由中国走向了世界。

　　鲁迅研究的世界性

　　中国现代文化是在古今中外文化不断磨合中建构而成，具有化成天下、影响世界的力量。鲁迅本人及其文学有一个走向世界的过程。比如，在亚洲，1909年5月1日，日本刊物《日本及日本人》第508期《文艺杂事》栏目刊登了有关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第一册的出版、翻译、销售信息。这篇报道虽仅有百余字，却是日本报刊中最早关于鲁迅的介绍。汉学家梁白华翻译的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为旋涡中心的文学革命》一文，在1920年11月至次年2月连载于《开辟》杂志，内文提及：“在小说方面，鲁迅是一位属于未来的作家。他的《狂人日记》达到了中国小说家至今尚未达到的境界。”由此，当时的朝鲜文化界始知鲁迅其人。1930年4月，印度加尔各答的英文月刊《现代评论》（Modern Review）刊登了斯迈德利评述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倾向的文章，这也是目前所知的印度出版物上最早提及鲁迅的例证。1943年由越南汉学家邓台梅（又译“邓台枚”）翻译的《阿Q正传》《野草》中的部分短篇和数篇鲁迅杂文，陆续发表在《清议》杂志上；次年，邓台梅撰写的《鲁迅的生平和文艺》一书作为越南首部鲁迅研究著作正式出版，这给越南“新文学”界吹来了一股新风。

　　鲁迅在欧美诸国的传播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其名篇译本不断刊出。仅以《阿Q正传》为例，就有1926年梁社乾翻译的英译本、敬渔隐翻译的法译本，1929年瓦西里耶夫翻译的俄译本等。由此，鲁迅和五四新文学在欧美传播的进程正式开启。此后数载，《阿Q正传》之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捷克文、波兰文、罗马尼亚文译本亦相继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参与世界文化现代转型、价值重构的开端和典范。在大洋洲，借助作为英语国家的便利，澳大利亚的鲁迅研究成果自20世纪50年代陆续出现，以1955年H. 洛的《鲁迅和〈阿Q正传〉》、1965年A. R.戴维斯的《20世纪中国的革命和文学》、1982年刘忠元的《鲁迅与古代文学》、1985年梅贝尔·李的《从庄子到尼采：论鲁迅的个人主义》等为代表。正如乐黛云所言，“鲁迅研究已成为一种世界性文化现象”（《读书》，1990年第9期）。而每一个研究问题的深入，每一个研究视角的开拓，每一部研究论著的出现，都是鲁迅属于全世界的最好注脚，也是用世界目光看待鲁迅的实证。

　　文化磨合中的鲁迅传播与研究

　　按照大卫·丹穆若什的观点：“一个作品，只有展现并且活跃在超出原有文化范围之外的另一个文学作品中，才可以说，它作为世界文学有了实在的生命力。”（《什么是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毫无疑问，鲁迅作品诞生于新文学革命，标志着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自守走向世界现代文明，具备此种能力。通过《狂人日记》对礼教吃人的揭露、《阿Q正传》的国民性批判、《野草》的精神内省、《孤独者》的启蒙主义实践，居于东方的鲁迅以其对中国现代文化的独特经验和个体生命体验，完成了属于自己的艺术化表达和文化建构，并在经历了跨文化旅行之后，对东亚、欧洲及世界文学与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事实证明，鲁迅由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不仅是其人其著被传播与研究的过程，更是他所代表的文化类型走向世界、拥抱世界的过程。但是，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相遇，既有其历史机缘，也一定会有一个“磨合期”。鲁迅与世界接轨的过程必然也要经历“文化磨合”的历程。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各区域文明的地理独立性势必导致文化的独特性。当几种“原生型”异质文化相遇时，往往很难在短时期内做到兼收并蓄。鲁迅及其作品因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学术生态及研究传统的影响，在传播与研究过程中产生的文化误读即显示出中西方文化磨合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不过，从文化层面看，文化磨合的前提就是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差异和冲突，而之所以需要“磨合”也恰恰反映了文化理念与文化环境的冲突。这意味着，尽管有对立、冲突乃至碰撞，鲁迅由中国走向世界，从中国鲁迅转化为世界鲁迅的进程不会终结，鲁迅及其代表的文化类型深度参与、积极建构世界文化的步伐不会停止。

　　鲁迅的“拿来主义”和世界对鲁迅的传播，对人们认识中国与世界有着有益的启示。　　

　　（本文系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重点课题“全球化视野中的鲁迅与世界研究”（SZD19-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陕西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