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启蒙有深度批判的思想家，马克思必然会遭遇且要处理启蒙及其道德筹划问题。马克思的思想脱胎于德国古典哲学，后者与启蒙及其道德筹划也有紧密关联，二者要处置启蒙及其道德筹划的问题，但表现出了实质差异。在启蒙及其道德筹划的语境中，借助与德国观念论相区分的视角反观马克思对启蒙道德的吸收与转化，能帮助我们理解马克思在道德领域的思想变革。

　　启蒙道德筹划：目标、根据和问题

　　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的不同在于人及其主体力量的重新发现。人神关系颠倒，人之尊严、价值、权利、利益和世俗幸福等得到肯定，成为启蒙人道理想及其道德筹划的目标，被德国观念论和马克思共同继承。“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启蒙意味着理性自主和理性自由，是用理性去认识和建构人间秩序，“理性”取代“上帝”成为现代世界的最终根据和衡量一切事物的法庭，其地位是借由近代理性形而上学和牛顿自然科学得以确立和巩固的。笛卡尔“我思”原则的确立，为自然科学发展排除了神学干扰，也确立了现代人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隐含着现代性问题的思想根源。

　　在启蒙时代，牛顿自然科学方法及其成就与理性形而上学相互呼应，证明了理性能力的强大，是其他学科效法的榜样。科学方法及其世界观也逐渐影响和主导了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符合科学并成为科学，成为智识努力的方向。自然科学用分析综合方法取代了先验演绎方法，用对自然和世界的知识论态度取代了对宗教信仰的实践论态度，用机械论推翻了目的论，用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凌驾于抽象理性和价值理性之上，导致了科学与价值的二分，从而深刻影响了启蒙及其道德筹划，带来了道德评价标准及道德建构路径的转变。

　　启蒙还通过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寻求现代解放，用理性瓦解旧意识形态并建构新社会秩序，欲将启蒙人道理想现实化。“理性”成为推翻旧世界和重建新世界的一体化力量，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现代世界的基本组织形式。宗教、道德和政治分离，个人、社会与国家分离，国家和社会属于公共领域，只保护个人权利，不承担道德职能，道德属于私人领域，是个人的自主选择。由此，启蒙思想家基于对普遍人性的不同理解，展开了主要以契约伦理和功利主义伦理学为代表的各路道德筹划，致力于利益、自由、权利、幸福的实现，并将这种实现与社会秩序的建构一致起来。

　　上述特点使启蒙道德筹划表现为如下问题：第一，道德根据的个人主义化。不同思想家基于对普遍人性的不同理解，从各自抓住的抽象原则出发，演绎出不同的道德哲学体系，这些体系不可公约，欲普遍化而不能，使得现代人的道德生活个人化、多元化和主观化了。第二，道德内容的知识化或技术化。道德行为变成了对规则的遵守，与“好人”和“好的生活”关联不大，服务的不外乎个人权利、利益和欲望的实现。第三，道德、价值被排除于科学之外，机械世界观使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国家和社会沦为“权力的场域”和“利益争夺的战场”，带来了精神文化生活的物化或虚无化，出现信念缺失、精神虚无、自由失落、人性迷失等现代性道德问题。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是现当代道德哲学的共同志向和基本任务。

　　应对启蒙道德筹划：从德国观念论到马克思

　　康德、黑格尔作为德国观念论的主要代表，其理论内含积极应对启蒙道德筹划的思想资源。康德是在启蒙传统内部对启蒙道德筹划的推进。他把后果论伦理学当成启蒙道德筹划的主要表征，用义务论伦理学来修正它，强调“人是目的”和“人为自己立法”，服务于人之理性自由的真正实现。但康德的先验哲学及其对理性的理论运用和实践运用的区分，并没有突破“我思”的内在性，还是从普遍的人性或抽象原则出发，其义务论伦理学难以克服主观主义之嫌，以致黑格尔批判康德是“没有下水之前教人游泳”，停留于“应该”，不具有客观有效性。康德对理性运用的界定，实为捍卫理性基础上对启蒙的推进和深化，从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启蒙道德筹划，其伦理学也成为后者的诸多路径中的“一种”。

　　黑格尔通过提出“主体即实体”的哲学观，实现了理性形而上学内部的新的哲学变革。他将主观知性提升为理性精神，试图克服和突破启蒙道德筹划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他认为，世界本质上是理性精神自己的辩证运动和发展及其产物，赋予道德文化传统和民族历史以极大合法性。他强调延续反对断裂，强调历史传承反对抽象建构，主张伦理国家作为绝对精神的具体化，既能保护个人权利和利益，又能为个人提供精神归宿和价值引领，从而将主观化的启蒙道德提升为现实化的社会伦理。但是，由于本质上还是在“理性形而上学”的框架内致思，这一路径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性质，依然是理性内部对启蒙道德筹划的修正。

　　马克思继承了启蒙道德筹划的人道理想，还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原则及其对启蒙道德筹划的批判，用辩证的和历史的态度看待道德和社会历史的发展，又突破了德国观念论的唯心主义，提出了以实践活动为根据的新唯物主义和“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历史科学。实践活动是理性的前提并使之成为可能，不再从普遍人性出发构建道德哲学，而是视道德为受社会存在决定并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形式，扎根于社会生产活动，会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发展。马克思视现代道德危机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危机，将危机的克服放在激进的社会变革而非道德启蒙或伦理国家。历史科学作为关于自然的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的内在统一，突破了机械论和工具论态度，综合了事实与价值、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应，启蒙道德还是资产阶级的道德，共产主义道德则是未来社会的“真正的人的道德”，建立在启蒙道德基础之上，又是对它的吸收和转化，是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存在与本质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因此，马克思不停留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而是努力推动政治解放上升为人的解放，并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对现代社会展开深度批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使得资本主义社会走向危机和灭亡，无产阶级社会解放作为人的解放得以可能，最终使社会存在发生变革和“真正的人的道德”成为现实。概言之，借助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哲学变革形成的新唯物主义，借助对人类社会做实践唯物主义阐释形成的历史科学或唯物史观，借助对资本主义病理分析和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吸收和转化了启蒙人道理想，实现了对启蒙道德筹划的思想变革，也实现了对德国观念论的本质区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对现代性道德的批判及其意义研究”（19BZX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