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运河古称邗沟，早期少堤防，运舟多在湖泊中行走。水流状态也不像现代这样北水南流，早期有一段时间少堤防，且是南水北流。水流动态的变化，历久而被人忽略。黄河未夺淮入海之前，苏北一带还没有受到黄河泥沙淤积的影响，地势南高北低，里运河之水可以北流。到后期，随着北部地势抬高，运河西部的湖泊增多，难以北流。发现这一现象的是清代仪征人刘文淇。阮元为刘文淇著《扬州水道记》所写的“序”中肯定了这一点。

　　早期南水北流 

　　唐代李翱《来南录》提到了里运河的水流动态，“自洛川下黄河、汴梁，过淮至淮阴，一千八百有三十里，顺流；自淮阴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自邵伯至江九十里，自润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淮阴至邵伯湖这一段为逆流，说明北部地势偏低。邗沟开发时，也是引江水北流。隋朝开大运河时，也是引江到淮安，当时的长江水位高于淮水。清人已有这种认识：“隋开皇开山阳渎，大业开邗沟，皆自山阳至扬子入江。水流与前相反，至是孟子之言始验。盖古时江高淮低，故江水入淮。今淮为黄河所夺，淤沙日久，转而为淮高江低也。”

　　早期这一地区的水流尽管是向北流动，高地地区却经常缺水。《水经注》中有：“自永和中，江都水断，其水上承欧阳埭，引江水入埭，六十里至广陵城。”早期江水借着潮水，可以北流至扬州城，但也会出现水流中断的现象，因此官方筑邵伯埭筑堰节水。唐代，长江向苏北入水减少，运河附近的水文形势才发生变化。早期的扬州五塘兴修是为了灌溉，到了唐代开始有济运的功能，官方修陈公塘并被用于济运。宋时更需要济运，多次修五塘，以备蓄水济运。修五塘济运的措施，一直持续到明初。在此以后，随着黄、淮水进入里运河，入江泄水程度也增加，开塘已没有必要，明代潘季驯认为当时的所患乃在水多，没有必要开塘。

　　运输体系不断完善 

　　唐宋时期，里运河的堤防使许多河湖分开。这使运河西部地区湖泊进一步发展，运河东部地区的渠道体系也不断完善。北宋天圣三年（1025），发运副使张纶增筑大堤200里，修10座滚水堰。在运河南部地区，景祐二年（1035）邗沟段上建斗门19座，之后又陆续建了许多斗门。召伯堰是北部的蓄水之闸，仪真则有大量的船闸和复闸，有层层的节水闸坝，蓄水节水，抬高水位以利行船。向子諲宣和初年为江淮发运使，有人“欲浚河与江淮平”。向子諲言道：“河高江淮数丈，而欲浚之使平，决不可。向有司三日一启闸，复作堰储水，故水不乏，比年直达之法，启闭无节，堰闸不存。”这是指江淮与通黄河之汴河的高位差，汴河淤塞，形成黄河区域高于江淮区域的现象，江淮区运河通过节水储水，由低达高。当时的直达之法，是不储水，废去闸堰，以致运河失效。

　　宋景德中，李溥任江淮等路发运使，高邮新开湖湖水散漫，多风涛，便下令回空的漕船在过泗州时，装载石块输入新开湖中，积为长堤，单堤在湖中两面临水。在白马湖，宋人筑了单堤于其中。宋人的堤是单堤运河，平时关闸，不让湖水入河；旱时开闸，引湖水入运河，这是在运河的北部区域。单堤固定后，往往形成的湖泊与运河的水环境有所分别。

　　明代修筑一系列堤防 

　　明代重启大运河以后，官方在里运河地区建造了一系列堤防。然而，黄河对里运河北部的影响不断增加。在清江浦区段，黄水会随着淮水进入里运河，使得清江浦区段淤积抬升，也会溢漫而入。清初靳辅曾谈及黄河与运河高差对环境变迁的影响，“查自清江浦至海口中，约长三百里，向日黄河水面在清江浦石工之下，今则石工与地平矣。向日河身二三四丈不等，今则深者不过八九尺，浅者仅有二三尺矣。黄河淤，运河亦淤，今淮安城堞卑于河底矣，运河于清口与烂泥浅尽淤，今洪泽底渐成平陆矣”。大规模的淤积，改变了高程，改变了水位差。在明代，这种改变使水流更多地南流。成化九年（1473），官方认为运道需要诸湖的接济。当时淮扬运河的上游，即淮安到徐州段常常浅涩无水，下游的水流也常常不足。成化十年相关官员言：“北自徐州，南至宿迁，二百余里，水多浅涩。”明代水环境是逐步丰富的，水环境的丰富也与堤防建设相关。修堤之后，湖水水位升高，运河内高低水流相济，畅通性加强。宣德年间出现过“邵伯平流”的现象，这一地区以前运河中有闸分隔水流，因着漕运官员的不断筑堤，运河水位提高，拦水闸自然成为虚设，便有平流现象。

　　淮水的东泄和里运河中部高宝诸湖一带堤防兴修加剧了湖泊扩张，促进了里运河的贯通。月河和堤防的修建使里运河本身的贯通性增加。宋代三十六湖陂的东堤到万历二十年才完善，经历了二百余年。许多地方一直只有沿湖的东堤，堤身较薄，运堤经常溃决。官方在运河东岸设减水闸和减水洞控制水势，控制灌溉，水位以七尺为度以定济运或泄水。双堤运河阻挡了运西湖泊向东泄水，水体在运河以西发育扩展，加上黄河南泛所形成的北部淤高之势，沿运河之零散的湖泊快速汇水，运河水流因此相互贯通。

　　运河堤防日渐完善 

　　明代前期形成的康济河，是在堤东地区开的渠系运河，这使高邮城东形成了三道堤。西为老堤、中为土堤、东为东堤，运舟行于中堤与东堤之间。各堤之间形成了一个大范围的水环境空间。黄淮水泛涨时冲决西部堤防，在这一大范围内的堤与堤之间也会季节性地溢水。这些被堤防所圈的田地处于一种四围高、中间低的状态，一旦西部堤防泄水冲垮堤防时，这一带便成田湖。之后，官方将康济河西徙靠着老堤，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渠系运道。“高邮靠堤月河在老堤，纯用砖石，其虑至深长矣。”砖石堤防对早期的土堤是一种质的提高，对西部水流阻碍，对运河水流的贯通，都起到作用。高堤控制水势，使水位提高，促进了湖泊的汇水与水流贯通。

　　置闸增多意味着堤防的加强，堤防又促进了阻水作用，堤西湖水增多，里运河之水也丰富。万历以前，运西湖泊尚未大规模汇合于一体，枯水季节，水不及运，黄河水使河底淤高，官方闭闸不泄。嘉靖以后，里运河丰水程度加强，常常开闸使运东区域处于水灾状态。湖旁开月河之堤，官方先择要地建滚水石坝，大的河口建滚水坝，涨水到一定水位任其涨溢东泄，或是入海入江。改闸为坝的过程，是将口门加大改为滚水坝，里运河中的水流不断贯通，堤防完善，水位提升，才有滚水坝的大量兴起。因里运河不断有黄河水入运，里运河防堤在承担黄河淤泥的情形下不断淤高。清初，中部的运河抬高程度非常显著。“河身高，运河身亦高。身既高矣，而又日渐加筑，运河堤之高也，几与城埒。”清末也有相关评价。

　　后人认为整个水流的大变化发生在明中叶以后，北部湖水进入仪真运河，湖运水位合一。高宝诸湖水减二、三尺，可使扬州湾头一带水涸。高宝湖的丰水影响了扬仪一带运河的水位和运河的贯通。里运河中部不断加修堤防使湖水水位上升，也提升了运河水位。

　　引起一系列水文变化 

　　瓜仪运河附近高地的形势，直到明初还需外水济运。成化九年，陈锐上奏：“仪真瓜洲运河，原无水源，全赖扬州雷公、陈公二塘及高邮宝应邵伯等湖积水接济。”正德十六年（1521），仪真一带仍修五塘以济运。到明中期，入江水流可以靠北部接济了。陈公塘等长期济运之河在这一时期济运程度减轻，闸夫减掉。明中后期，北部堤岸达到一定高度，泄水能力更强。瓜仪运口所泄之水是上游白马、氾光湖引进运河的水。“扬州而南，设有瓜、仪二闸，皆泄湖水而注之江者。”经历明代的变化，整个里运河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清初《扬州府志》中有：“扬之上流在河淮，下流在江海。昔日河渠距江淮之上，忧常在旱，今日河渠伏河淮之下，忧常在水。”这说明水流的关键性动态变化发生在明代。因着运河提高，北部之水建瓴流动，瓜仪地区的河口诸闸不像以前那样需要他水济运。

　　总之，黄淮水和动态的里运河的堤防促成了水流的变化。明代重启大运河以后，堤防的增加导致了一系列水文变化。早期有更多的湖泊与运河一体的区段，旱地地区常需要外水济运。随着运河堤防的修建，特别是湖泊区双堤的修建，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是促成了堤西高宝诸湖的联合与汇水，二是促进了运河水流的整体贯通。里运河水流从相对的不连通到连通，大体发生在明代中叶，这时的里运河贯通性加强。潘季驯大筑高家堰以后，因高堰向高宝诸湖泄水增长，高宝诸湖水位进一步提高，这又进一步贯通了里运河水流的一体通畅。到清代，随着黄水入运的进一步增加，淮水难以入黄，在高宝一带的排泄，更多的水流入江，里运河的水流，至此已经古今大变。现在，这一地区在现代又实施南水北调的东线工程，这从古代的水环境而言是可行的，因为古代也曾南水北流，江水借机械动力北流可以改善北方地区的水环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9—20世纪长江中下游地区水文环境对运河及圩田体系的影响”（18ZDA17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