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二三十年来，源出拉丁文的“帝国”一词成为古代世界研究中的时尚名词，被广泛应用到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的不同时代，两河流域自然也不例外。两河流域约公元前2316年至公元前2173年由萨尔贡（Sargon）建立，到沙卡里沙（Sharkalisharri）共四代五位君主统治的统一王朝，一般被称为萨尔贡王朝、阿卡德王朝，有时也被加一个标签称作萨尔贡帝国或者阿卡德帝国，并常常以人类历史上有文字记录的第一个“帝国”著称。这种标签也许有助于阿卡德王朝的现代研究者寻找一点表面上的现实相关性，但严格地说，“帝国”概念在古代研究中的运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古往今来的“帝国理由”（Imperial Mission）确实存在共通之处，应用“帝国”概念有助于寻找古今政治的连续性。另一方面，近现代世界的“帝国主义”意味着至少在诉求上将帝国权力的边界与已知人类世界的边界等同，这一点却并不适用于古代。古人对人类世界的认识与近现代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但他们对话语层面的“无远弗届”有着实践层面的充分自觉。

　　当然，阿卡德之所以受到帝国史学者的特别重视，可能也与一个古代两河流域的政治文化史事实有关，那就是阿卡德的君王萨尔贡、纳兰辛（Naram-Sin）等作为典范在后世两河流域被久久传颂。根据施坦克勒（Piotr Steinkeller）在新近出版的多卷本《牛津帝国史》（The Oxford World History of Empire）中的整理，从阿卡德王朝之后不久的乌尔第三王朝（Ur III）到亚历山大的两千年间，两河流域大大小小的统治者们经常将自己的统治追溯到阿卡德，最终横跨亚非的大帝国亚述（）尤其如此。亚述帝国自然是帝国无疑，阿卡德作为亚述帝国的榜样，也就有更充分的理由称作帝国了。不过，李文拉尼（Mario Liverani）虽然对亚述帝国的“帝国理由”有相当全面的论述，看起来却并不同意将阿卡德称作“帝国”。无论如何，萨尔贡和纳兰辛的典范地位已经能够表明，对后世的两河流域而言，阿卡德王朝显现出某种非常值得认同的“理由”，这个“理由”未必是学者们所说的“帝国理由”，但其意蕴一定比“世界征服者”（world conqueror）、“边地领主”（marcher lord）之类的标签丰富得多。

　　农业“不确定地带”与阿卡德的崛起

　　与其依赖主观性很强的文学性资料，主要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探讨阿卡德的“帝国理由”是否符合规范，不如回到早期两河流域的历史语境之中去寻找阿卡德王朝的兴起体现出来的“文明理由”。所谓“帝国理由”和“文明理由”，都是我们对“国家理由”（reason of state）的有意借用，前者是一种对已有用法的翻译（字面意为“帝国使命”），后者则是我们有针对性地提出的替代性概念，用来指称往往被有关“国家理由”“帝国理由”的讨论所遮蔽的文明史逻辑。“国家理由”是近代以来主要由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发扬光大的一个政治学概念，将民族国家在外交甚至内政中采取超法律、超道德的措施当成一种必须接受的现实。事实上，与殖民主义者自诩的“文明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论一样，“国家理由”也是近现代欧美重构世界的概念工具。虽然只有一词之差，“文明化使命”特别要与我们所说的“文明理由”区别开来，二者有根本的不同。

　　由于考古资料的局限，也由于理论框架的约束，有关早期两河流域文明源起的讨论仍基本上局限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水系的河谷地带，大体以巴格达为界划分为南方和北方，两个地区早期文明发展的节奏和道路有所不同。近年的研究对许多带有某种“南方中心论”色彩的传统看法提出了修正。例如，靠近波斯湾的乌鲁克（Uruk）经常被认为既是两河流域文明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座城市。但是，麦克马洪（Augusta McMahon）等学者强调，公元前四千纪的北部两河流域，即今伊拉克北部、叙利亚东北部、土耳其东南部一带，已经出现了本土源起、具有一定规模并拥有自己的腹地，显现出人口多元化、空间功能化、社会等级化等特征的城市，与两河流域南部城市的发展并驾齐驱，如果从时间上来说不是更早的话。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早期北方城市正处在威尔金森（Tony James Wilkinson）所说的两河流域北部地区的“不确定地带”（Zone of Uncertainty），也就是年降水量大约在180—300毫米之间，是旱地农业的边缘地带，对气候变化更为敏感，生业模式具有更强的不确定性。尽管由于资料积累的原因，考古学者们的有关讨论往往集中在北部两河流域，这个以气候指标来标记的“不确定地带”所涉及的区域实际上要广阔得多。从托罗斯（Taurus）山脉直到扎格罗斯（Zagros）山脉沿线，这个“不确定地带”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水路之外，从波斯湾北方沿海直到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形成一个既虚且实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连接线。这个地带的宽阔程度随着气候变化有时会发生戏剧性波动，根据劳伦斯（Dan Lawrence）等学者的构拟，公元前四千纪可以说是这个“不确定地带”覆盖范围最广的时期。但到了公元前四千纪后期，由于西亚地区大范围地趋向干冷，原本在北部两河流域“不确定地带”之内的早期城市纷纷崩溃，而南方河谷平原得益于农业、渔业的开发，以及一些学者认为与季风相对强化有关的商贸机遇而发展起来，造就了当时的世界第一大城市乌鲁克。

　　也就是说，在公元前四千纪西亚地区往往被称作“乌鲁克扩张”的文化现象，20世纪90年代被阿尔嘎则（Guillermo Algaze）解读为一种以南部两河流域为中心的“世界体系”，需要在这种此消彼长的气候语境中寻求理解。对于理解早期两河流域文明的源起而言，这个维度至少应该与南部两河流域湾区模式的社会制度演进相叠加才是。整体上来说，主要因为气候变化形成的生业模式上的南北分流持续到公元前三千纪中期，这个时期气候开始回暖，北部两河流域开始再城市化，而南北城市国家在治理模式和文化实践上也出现彼此融汇的倾向。这种融汇带来的动荡，尽管我们对其历史细节缺乏足够的了解，看起来让北方风格的世俗王权在南方地区得以确立，从制度上为起自底格里斯河上游“不确定地带”的阿卡德的兴起做好了准备。根据早王朝后期的资料，萨尔贡在控制北方重镇基什（Kish）之后击败乌鲁克的卢伽尔扎吉西（Lugalzagesi），开启了统一两河流域的进程。只是我们对此前阿卡德人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阿卡德王朝的都城所在至今仍难以确定，一般认为应该在离萨马拉（Samarra）不远的底格里斯河及其支流迪亚拉河（Diyala）之间。

　　重新理解阿卡德王朝的统一战争

　　在数量有限的考古留存之外，阿卡德时期的文献资料包括一定数量的泥板文书和碑铭文字，若干主要是官员之间的书信和数量不大的法律、教育等类型文献，和器物资料如滚筒印章等一起，能够提供一些关于阿卡德王朝历史的碎片。根据以实物或者主要是前巴比伦时期（Old Babylonian Period）抄本形式传世的铭文文献以及阿卡德泥板文书中以事件纪年的年名，阿卡德诸王主要以军事征服者的形象出现。这很可能是阿卡德的君王们希望达到的效果，但往往造成今人对萨尔贡、纳兰辛乃至整个阿卡德王朝不应有的误会。

　　根据施拉坎普（Ingo Schrakamp）扼要的整理，击败卢伽尔扎吉西控制苏美尔之后，萨尔贡还曾远征埃兰（Elam）、叙利亚、迪亚拉河上游地区，其继承者李牧什（Rimush）镇压造反的两河流域城市并很可能成功地控制了库泽斯坦（Khuzistan），曼尼什图舒（Manishtushu）击败伊朗高原的安珊（Anshan），远征至今波斯湾入海口北岸，在北方则深入尼尼微（Nineveh）。纳兰辛时期，阿卡德王朝的统治进入全盛，东南到今伊朗高原，西北到地中海，北到土耳其南部，东北到乌拉尔图（Urartu）地区，整个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以及托罗斯山脉到扎格罗斯山脉沿线的河谷平原与山川高地都被纳入阿卡德王朝的治下，纳兰辛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四方之王”（LUGAL ki-ib-ra-tim ar-ba-im）。由于成功镇压了从南到北的大叛乱，纳兰辛在其在位第25年被神化，出土于今摩苏尔西北70公里处的巴塞特基铜像（Basetki Statue）上的铭文记录了这个非同寻常的事件（多伦多系统铭文编号：E2.1.4.10）。

　　如何理解这经常看起来充满血腥的征服记录，历史学者之间存在很大争议。萨尔贡的铭文中有着“他让来自美卢哈（Meluhha）、玛干（Magan）、蒂尔蒙（Dilmun）的船只停靠在阿卡德的码头”这样的记录（多伦多系统铭文编号：E2.1.1.11）。根据学者研究，美卢哈指的就是印度河流域，这个时期是两河流域重要的贸易伙伴和稀有货品的来源地。根据此类资料，一些学者将阿卡德的征服和控制“从上海到下海”也就是从地中海到波斯湾的商路以及后世称作呼罗珊大道（Khurasan Road）的交通要道联系起来，赋予其一种经济理由。例如，施坦克勒在《牛津帝国史》中便原则上作此解释。这种看法当然不错，阿卡德王朝的征服具有这种动因也符合预期。但是，仔细回顾阿卡德诸王用兵的方向便能够发现，打通和控制商路可能只是故事的一半，因为阿卡德诸王特别是纳兰辛时期面向北方和东方“不确定地带”的军事行动，实在应该被看作是一种以和平和稳定为目标的统一战争。这时候的阿卡德面临所谓4200年前气候事件（4.2 kya event），自身便出自“不确定地带”的阿卡德人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为了和平和生存，努力控制整个重新动荡起来的“不确定地带”，就成为一种必然。

　　这才是纳兰辛连年征战，特别是向北、向东扩张，建立起一个广域王朝的真正理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明理由”。面对“不确定地带”，只有跨越才能够和平，而文明无非和平与昌盛。明白这一点，也就不奇怪两河流域后世以阿卡德王朝为典范的朝代，无一例外要么本身便出自“不确定地带”，如埃什努那（Eshnuna），要么如乌尔第三王朝那样，作为继承者需要解决的是与阿卡德王朝同样的问题，而千年之后实现阿卡德王朝的“文明理由”，将整个“不确定地带”纳入同一个治理范围的，毫无意外是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亚述帝国。根据文献记载，来自札格罗斯方向的古提人（Gutians）在沙卡里沙时期大规模入侵，而阿卡德失去了作为都城的影响力，两河流域只能在混乱中等待乌尔第三王朝再次尝试完成阿卡德的事业。这种历史的连续性建立在同样的“文明理由”之上，也就是以涵括“不确定地带”的方式达成和平。

　　这其实并非多么复杂的道理，可惜长期以来得不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和重视，学者们在阿卡德王朝治理方式的粗放特征和军事化色彩等问题上泛泛而论，却对纳兰辛时代阿卡德王朝统一战争的性质存在误读。盛期的阿卡德在苏美尔和玛里、布拉克（Tell Brak，当时叫Nagar）、加苏尔（Gasur）以及苏萨（Susa）都有驻军。不带偏见地说，这些地方都在阿卡德的统治范围之内，彼此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也不应该因其治理方式的粗放而否认阿卡德王朝通过统一战争建立广域国家的事实。这样的看法似乎有为血腥的征服者辩护的嫌疑，其中视角的转换也的确需要更多、更系统的研究来支撑，但我们的问题在于，如果将以上这种通过在南部两河流域和“不确定地带”等战略要地驻军仅仅理解成控制商路谋取利益的话，阿卡德王朝的君主们和拦路抢劫的盗贼何异？也许在一些学者心目中，他们本来就没有差异，但这样理解实在有点太厚污古人了。

　　1916年，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使用“肥沃新月地带”（Fertile Crescent）这一术语，描述“从波斯湾北部沿岸延伸到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西部、安纳托利亚南部，从那里沿着东地中海东岸向南延伸到西奈沙漠”的整个地区，但他无意理解古代两河流域的“文明理由”，而是将“肥沃新月地带”理解成北方雅利安人战胜南方闪米特人的前线。时至今日，相比于不假思索地被应用到史学研究中的“国家理由”和“帝国理由”，“文明理由”仍然是无人问津的话题，让人颇感不可思议。事实上，将河谷平原与山地高原通过跨越而涵括“不确定地带”的方式连成一体，从而达成和平与昌盛的“文明理由”，正是古代西亚和古代东亚共同的智慧。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