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弥补民族国家研究框架的不足，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世界史领域出现了“全球史转向”，开始从各地区和区域性事件的互动角度书写全球史。然而，在加强“互动”“网络”意识的同时，全球史也招致了批评。批评者认为，全球史主要依赖二手史料写作，对历史事件之间相互“联系”的论证主要依赖理论建构而实证性不足。为因应这种批评，全球史学界做了很多努力。其中，“全球地方史”的兴起为其中之一。所谓“地方”，指的是一组可识别的、独特的自然地理、社会和文化特征的特定组合。因“地方”是“区域”和“国家”的局部，所以“地方”原本就是世界历史中国家与区域研究的基础和关键概念。但在全球史兴起后，“地方”研究又有了新的活力。“全球地方史”可划分为：注重从本地理解全球化影响的“全球化入口”、注重地方经验与全球经验结合的“地方史的全球视野”以及从个人或群体角度展现全球流动的“全球微观史”三种研究方法。

　　全球化入口

　　“全球化入口”（portals of globalization）是由迈克尔·盖耶（Michael Geyer）、马提亚斯·米戴尔（Matthias Middell）和卡佳·瑙曼（Katja Naumann）等学者提出的。他们认为，“全球化入口”是一个在人、商品、文化和思想等方面具有高强度全球互动的“地方”，从这个“地方”，既可以观察不同层级的空间与全球规模维度连接时发生的变化，还可以观察在这些变化中当地的现实活动者是如何作出反应的。因此，他们强调对全球联系的考察应放在具体场所中予以观察，而地方史也由此成为全球史落实“实证研究”的一个切入点。同时，克劳迪亚·鲍曼（Claudia Baumann）等学者认为，也可从中研究“全球流动”与“地方控制”之间的博弈，特别是关注在具体空间里人的能动性、权力转让与监管机制的建立。

　　“全球化入口”方法并没有严格地设定可以成为“入口”的具体标准。诸如约亨·林格尔巴赫（Jochen Lingelbach）等学者认为，该方法提倡以“入口”这一视角考察全球化影响下“地方”的动态发展，尤其是原本承担着某种本地区域功能的“地方”如何“脱域”并转变为承担某种全球化功能的“区域”。具体说来，第一，要观察当全球联系开始挑战原本稳定的“地方”秩序时，“地方”精英是如何引导并试图控制这种外来的全球联系与影响的。第二，要观察“地方本土联系”与“全球外来联系”如何围绕“人、商品和思想”的流动控制权转移、争夺并产生新“地方”秩序和制度。因此，它既是一个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的过程，也是一种流动和管制权的争夺。

　　“全球化入口”方法提醒历史学研究者注意：全球化是一个不均衡、“地方化”、异质和多极化的过程。因此，这一方法强调在塑造全球化进程中世界不同“地方”的“能动者”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试图以此来克服“欧洲中心论”。从目前的研究看，对发达国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伦敦、芝加哥、纽约和东京等城市，探讨这些城市如何丧失了之前民族国家城市网络下的城市功能，而转变为承担全球城市网络中金融、权力和资本中心的功能；对非西方国家的研究，则侧重于理解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面临的“文化转移”问题。

　　地方史的全球视野

　　“地方史的全球视野”（glocality/gplaces）强调人们的地方生活经验，这是人们感知全球或国家影响的基础。因此，不能将“地方性”与“全球性”对立或者割裂，而应该合二为一，故有了“global”与“local”“place”相结合产生的“glocality”“gplaces”等概念。根据笔者的理解，这两个概念代表了“地方史的全球视野”中的两个互补思路：一方面，人们总是基于地方生活经验来理解全球宏大变迁，这可以称为“全球地方性”（glocality）；另一方面，地方变迁又受到全球变迁的影响，这可以称为“地方变迁的全球维度”（gplaces）。

　　就“全球地方性”而言，它对“地方”和“全球”经验同等重视。因为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地方实际上是一个互动全球体系的一部分，所以地方经验中就蕴含有普遍意义。正如夏多明（Dominic Sachsenmaier）所言：“和全球政治一样，并不存在单一的全球化世界或全球史，必须从地方性视角去理解全球史。”一些历史事件看似是“当地知识”“地方问题”，但经由全球史观这一视角分析，就成了某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范畴”。例如，对“地方”“空间”内有人抽烟的恼火或者争吵，就可以通过全球史视角转变为吸烟者与不吸烟者之间的斗争、普通大众与烟草跨国企业集团之间的斗争。全球地方性特别关注“地方”是如何通过多个“地方”之间的联系而与地域、国家、全球建立互动的，特别是如何通过地方现实人的能动参与、通过谈判建立起这种复杂联系的。

　　就“地方变迁的全球维度”而言，“地方全球史”强调对“地方”社会变革的理解应放到全球背景下来观察。1965年，威尔伯特·摩尔（Wilbert Moore）在美国社会学协会的会长演讲中明确提出，“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任何地方的个人生活都受到任何地方的事件和过程的影响”；在“研究特定地理区域内过去的事件、人物或群体”的基础上，地方史需要将地方与国家的历史扩展到国家与世界互动的历史这一层面，并与全球史研究热潮汇流。

　　“地方史的全球视野”这一方法的意义在于：第一，提醒全球史研究者在概括全球史中一般化的“互动”“联系”概念时，需要更多地考虑地方经验与感知；第二，促使地方史研究者更加注意建构“历史情境”时的规模与维度。此前，主要考虑“在地”的人、事、物即可。但是，现在则需要更加重视情境，重视全球维度或“地区互动联系”维度下那些“不在场”的人、事、物。

　　全球微观史

　　全球微观史（global microhistory）是全球史与新叙事史、新文化史的一种结合，被称为在“显微镜下展示流动性”。这种视角通过个体或群体在全球维度下的活动轨迹阐明广泛的历史结构和过程，从而展示各“地方”之间的互动和联系。

　　全球微观史的研究方法主要来自新文化史的“档案跟踪法”，也称为“提名方法”。这种方法最早是由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和卡洛·波尼（Carlo Poni）于1979年首次提出的。通过在档案中“跟踪”一个人的名字来分析这个人的生活轨迹，将其变为某种“厚叙事”或者传记中的主角，从而揭示出个人被卷入其中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全球微观史”将写作视野扩展到了全球维度，是一种“全球背景下的个人生活故事”。通过重视细节和符号的“厚叙事”书写方法，揭示个人或群体的全球活动轨迹中各“地方”背景的重要性。例如，史景迁的《胡若望的疑问》、琳达·科利的《伊丽莎白·马什落难史》和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行者诡道》等，都是聚焦一个人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旅行，并借助主人公的冒险经历，探索跨文化的联系和全球变革。

　　与新文化史、传统地方史不同，全球微观史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对个人活动轨迹的追踪常常突破单个“地方”的限制而进入全球历史的维度。它与全球史也不同，全球史常常将宗教、族裔或种族身份视为固定不变的，但全球微观史则将身份认同视为可变的。

　　除了书写“个体生命”外，全球微观史也关注特定群体，分析他们是如何通过网络和回路在区域和全球空间中运动的。同时，也注意分析诸如远程贸易、宗教传播和早期现代全球化时代各个帝国之间的竞争是如何赋予这些群体以迁移动力的，以此揭示此前未注意到的不同“地方”之间的历史联系。例如，全球布施者是如何通过自己的活动将君士坦丁堡、伦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联系起来的。关注群体的全球微观史，聚焦的多是那些不符合全球历史一般迁移模式的案例。

　　全球微观史的作品模糊了传记、微观历史和全球历史之间的界限，将个人或群体的生活用作观察他们所处的世界的钥匙孔。但是，全球微观史的困境在于，微观史倾向于细节与“厚叙事”，而全球史则倾向于“简化，以实现可普遍化”。二者的结合有可能会导致将过去跨文化相遇的复杂性做简单化处理。

　　总结来看，全球地方史体现了世界史研究者试图在全球、区域和地方这三个层面建立更加紧密联系的努力，这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全球史和地方史研究的不足。全球史的不足在于：过多采用二手文献，实证研究不足，事物之间的“联系”建构常常依赖理论等。而传统地方史的不足在于：常常拒绝从更普遍意义上解读地方史，而只关注细节、趣闻轶事和地方特色，并为“地方”设立严格“边界”，以框定自己的研究范围，只关注个案研究而忽视学术理论等。因此，“全球地方史”正是对全球史、地方史不足的有益纠正和发展。

　　（本文系天津市社科基金项目“近代天津城市空间生产研究”（TJZL17-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