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类一直在通过采取饮食选择、体育锻炼和调整作息规律等措施来防止疾病、保持健康。现代医学的发展使人们对一些疾病的因果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能够提前采取措施以防止疾病的发生，这种为防止疾病发生而提前采取措施的干预被称为预防医学干预。然而，预防医学是一个在医学上没有互补学科的领域，即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被称作“治疗医学”的学科。“预防医学”很难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人们还是力图解释甚至定义它。比如，保罗（John Paul）认为，预防医学是“为了防止一个健康的人生病，或者为了防止一个病人病情恶化而做出的努力”；克拉克（E. Aileen Clarke）认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对大多数人来说，健康就是无疾病。预防医学的真正目标就是实现这种无疾病”。显然，任何旨在“守护”健康的提前干预都可能会被认为是预防医学干预。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预防医学将会形成一个人类疾病的“知识库”，而人类基因组的解码以及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将使人类疾病的“知识库”迅速膨胀。进而，人类对潜在疾病的预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疫苗接种等，以基因组为导向的预防医学可能会提供更加丰富、准确、有效的干预。

　　目前，在一些西方国家已出现提供“个人基因组健康风险信息”及“常见疾病的家族史基因评估”的商业公司。通常，提供“个人基因组健康风险信息”也被称为“基因咨询”，即“帮助人们理解和适应在医学、心理和家族方面，基因对疾病的影响过程”。而家族史评估“通常被描述为基因医学的前沿，可以识别出个体患常见家族疾病的风险，例如心血管疾病、癌症、II-型糖尿病和精神疾病等”。正如奥丹尼尔（Julianne M. O’Daniel）所说，“在适当的临床信息和风险沟通的框架下，基因组评估可用于抢先（preemptive）和预防的措施，包括改变生活方式、健康筛查、测试以及适当的早期治疗。因此，以基因组为导向的预防医学，从个人相关的角度，对促进广泛而多样的人群之健康和医疗提供了极大的潜力”。

　　与基因咨询和家族史评估相比，颇具争议的是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技术（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和基因编辑技术。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技术可以对试管内受精的人类胚胎进行基因检测，从而发现严重的基因缺陷；基因编辑技术可对这些严重基因缺陷进行修改。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技术和基因编辑技术在一些国家与文化中受到法律与伦理约束，虽然它们为预防医学提供了一些不同的可能，但我们应审慎对待。

　　预防医学作为公共医疗的一部分，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为预防医学提供了极大的潜力，这无疑是一种诱惑。然而，预防医学干预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免疫系统的增强或提升，导致一些针对免疫系统的增强干预可能会有人类增强之嫌。除此之外，预防医学与人类增强在动机、手段、概念和形而上学方面密切相关，这使得我们必须对以预防医学之名进行的人类增强保持警惕。

　　首先，人们向往更美好的生活，而疾病和生物体的局限性往往会成为通往美好生活的“拦路虎”。虽然现代医学能够对许多疾病进行有效干预，但人们更希望这些疾病“不曾发生”。预防医学就是旨在减少甚至避免疾病，以提高人类生活的质量。事实上，人类的许多疾病与生物体的局限性有关，比如那些随着年龄增长而不可避免的疾病。一些人类增强的倡导者希望通过根治那些与年龄相关的疾病，使人类享受时间更长、质量更高的生命，这一主张在人类增强中被称为“延年益寿”（lifespan extension）。因此，至少在谋求人类福祉方面，人类增强可能声称与预防医学的诉求是一致的。

　　其次，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既促进了预防医学的进步，也为人类增强提供了技术可能。以基因科学为例，基因组风险检测和整体基因组分析将为预防医学提供更丰富、更准确和更有效的干预。然而，基因科学的成果同样也可能用于人类增强：科学家已经证实修改基因可以增强大鼠和小鼠的记忆，增加脑生长因子和信号转导蛋白腺苷酸环化酶的数量可以改进记忆，从而为人类从基因上进行认知增强提供了可能。

　　此外，预防医学和人类增强不仅共享动机和科技手段，而且共享诸如健康、疾病、正常功能和幸福等核心概念。在有关预防医学和人类增强的界定中，健康、疾病、正常功能以及幸福等概念都处于核心地位，然而，人们在不同时期对于疾病、健康、正常功能及幸福的理解和期望不同。以健康为例，斯托克斯（Joseph Stokes）等人从解剖学、功能性、适应性和主观价值的维度认为，健康是“以解剖学上的完整性为特征的一种状态；有能力履行个人重视的家庭、工作和群体角色；有能力处理生理、生物和社会压力；有幸福感；没有疾病和过早死亡的风险”。显然，当“健康”的内涵不仅包括生物性方面，也包括人的社会认同、幸福感和应对压力的能力等方面时，就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不明确，因为这些方面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因此，当人们在对“健康”“正常功能”和“幸福”有较高期望的情况下，某干预可能声称是预防医学；但在对“健康”“正常功能”和“幸福”较低期望的情况下，该干预可能被指责为人类增强。

　　尽管预防医学和人类增强在动机、手段和概念方面联系密切，但二者间有一个重要区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预防医学相继在许多国家成为公共医疗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当科学家获取了关于某个疾病的有效预防措施后，在相关环境中，几乎所有人都平等享有这项技术所带来的福利。例如在我国，人们可以很容易获得针对天花、破伤风、百日咳、小儿麻痹、乙型肝炎、麻疹等病毒的疫苗，有些甚至是免费的。因此，预防医学至少不会加剧相关环境中不同个体间的不公平。不过，人类增强可能会是稀缺资源，只有极少数个体才能享有其带来的福利。例如，近年来一些新的研究发现，士的宁（strychnine）、营养素、吡拉西坦家族（piracetam family）和巩固增强剂（consolidation enhancers）等药物有助于长期记忆，进而为认知增强提供了可能。然而，并不是相关环境中的所有人都能够获得这些药物：一方面，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些信息；另一方面，这些基于高科技的药物往往都很昂贵，不是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

　　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认为，正义应使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自由，并且要保证不平等方面对每个人有利。人类增强往往加剧了对相关环境中他人的不公平，故而违反了正义原则。因此，区分预防医学和人类增强一个可操作的标准就是，是否加剧了相关环境中不同个体间的不公平。在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和多样化的价值追求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对以预防医学之名进行的人类增强保持警惕。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可能与必然的概念史研究”（19YJC72002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