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裘锡圭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汉语专业文字学课，根据当时使用的讲义写成了《概要》。之后20多年，他在古文字与出土文献领域进行了持续深入的研究。1974—1978年间，他参加了山东临沂银雀山竹简和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和江陵望江山楚墓出土资料的整理和考释工作。这方面第一手资料和成果的补充，使《概要》内容更为充实和准确。如《概要》讨论文字的形成过程，认为古文字经历过文字与图画混在一起使用的原始文字阶段。这一点，从商代后期的甲骨文的写法上可以看出来，某些表意字往往随语言环境而改变字形。甲骨文里写作像两只手捧着盛食器皿的“登”字，是一种祭祀方法。如果登祭所用的食品是香酒“鬯”（chàng），该字两手所捧的“豆”形就换成“鬯”。卜辞里既有“登鬯”的辞条，又有“两手捧鬯+鬯”这样的辞条，后者表达的是“登”字特定用途的一个异体。在甲骨文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对此作了详细论证。

　　初版《概要》由商务印书馆1988年出版，全书手写影印而成，朱德熙为之题写书名。后经多次重印校补，修订本于2013年由商务印书馆重新排印出版。2021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丛书，主要收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及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学者的原创名著，《概要》列入其中。1994年，该书开始在台湾万卷楼图书公司出版繁体字版，以此为底本，《概要》相继被译为韩文、英文、日文等在海外发行，对汉字文化圈和非汉字文化圈的人了解和研究汉字，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这是《概要》明显不同于其他文字学论著的重要方面。

　　另外，裘锡圭在写作《概要》过程中得到了亦师亦友的朱德熙的支持和帮助。对此，他在《概要》初版和修订版“前言”里多有提及，并在修订版中附“朱德熙先生关于《文字学概要》的信”。《概要》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由于书中有大量的古文字字形和生僻字，所以采取手写影印的办法印行，因此存在不少问题。作者在书后附有“勘误表”和“补正”加以纠正，在1995年重印的时候，又加了“重印后记”。2012年，在郭永秉等人的协助下，《概要》改为电脑排版，以前的校勘意见全部纳入，并添加了“校按”。电脑排版的《概要》，较之前手写影印本阅读起来方便得多，成为现代通行版本。

　　《概要》于1994年获首届国家图书奖，2011年获评被称为文史哲类国内最高水准的民间学术奖项——首届“思勉原创奖”。华东师范大学詹鄞鑫教授在《汉字学的总结和发展——评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中说《概要》“在汉字学史上具有历史性的地位和价值”。古文字学家吉林大学姚孝遂教授主编《中国文字学史》对《概要》有很高评价：“任何一位文字学者只要通览全书都会发现在科学文字学理论建构上这部书大大前进了一步。其讨论问题的绵密和深入，探索领域的全面和系统，提出的新说和卓见均为此前的一些专著所不能比。应该说，这部书的出现，是科学文字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收获。对今后文字学理论的研究将会有深远的影响。”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说：“对汉字研究而言，《文字学概要》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著作，至今仍没有任何一部文字学的通论能取代裘锡圭教授这部著作。”哈佛大学米歇尔·皮特先生曾评价道：“权威著作《文字学概要》是对中国早期文字历史和性质的价值无可比拟的考察，精湛丰富，而且涉及早期文字很多不同来源的材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著作标志着这个领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20世纪60年代初，王力等老一辈语言学家集全力编写《古代汉语》（4册），可谓筚路蓝缕，开古代汉语教材编写之先河。虽然后来全国各地古代汉语教材数不胜数，但是至今仍无出其右者。应该说，《概要》从作为北京大学中文专业的讲义伊始至今，历时半个多世纪，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人。《概要》在文字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堪比《古代汉语》教材，经久不衰，称得上是继许慎《说文解字》之后最值得读的当代文字学经典著作。不仅在于其奠定了文字学的理论框架，更在于其丰富的资料和前瞻的理论内容。裘先生在文字学上最大的理论贡献是提出文字类型的“三书说”， “三书说”贯穿《概要》全书，是全书的“纲”。从第一章“文字的形成过程”一直到第六章“汉字基本类型的划分”，每一个部分都是围绕三书说展开讨论的。第七、八、九章分别以大量篇幅针对“三书”里的每一种类型加以专门介绍。

　　《概要》的主要特点

　　《概要》既是一本关于文字学的通论性著作，同时也是一部经典教材。与一般教材不同，该书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学术思想，不仅包含丰富的文字学知识，也蕴含着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以被称为“专著性教材”。全书正文共分13章，在总结吸收前人文字学研究成果基础上，自成系统，全面讨论了文字学基本理论和基本内容，又赋予这些基本理论和基本内容以独到的、最具事实真相的理解和认识，成为迄今为止文字学研究领域杰出的创新之作和权威之作。附录部分将正文涉及的古文字资料以“附图目录”和“图版”形式呈现，对书中解释的古文字字形编制了“索引”，方便查找。具体来说，《概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内容充实，信息丰富。

　　内容是一部书的灵魂。《概要》涵盖文字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包括文字的形成、汉字的性质、汉字形体的发展演变，提出了文字基本类型的分类理论——三书说，成为全书的思想精髓。异体字、同形字、同义换读、文字的分化与合并、字形跟音义的错综关系等问题的讨论，则是通过实践应用解决具体文字学问题。

　　《概要》基本遵循提出观点，然后举例证明的方式。其所举例子仅在表意字部分就有两百多个，每一字例的解释几乎都可当定论。如对圆、回、黍的解释，对厂（àn）、广（yǎn）、宀（mián）的解释，对片、以字的解释等。具体看，甲骨文“隻”字表示手抓住一只鸟，即获得的意思，后来又用来表示与“雙”相对的“隻”。古文字字形“隻”既是“获”的表意初文，也是量词“只”的初文。他还进一步指出，这是早期表意字的“一形多用”现象，也可以称作“形借”。再如，“受”字甲骨文从爫从又从舟，表示授受。字形中的“舟”表示授受的对象，同时因为“舟”与“受”读音相近，又兼起表音作用，所以“受”是个会意兼形声字。同时，“受”既可为接受，又可以表示授予，一个字形兼有正反两方面的意思，古代学者称之为“正反同词”。可见，《概要》不仅把字形解释得清楚明白，还涉及“形借”“会意兼形声”“正反同词”等文字学理论问题，可谓信息量极为丰富。

　　《概要》利用古文字字形分析字义，正本清源。例如对“今”字的解释，裘先生认为甲骨文“今”字是古文字形“曰”的倒写，是“吟（噤）”的初文，本义是闭口不作声。《史记·淮阴侯列传》“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聋之指麾也”可证。再如《说文解字》对“暴”字的解释：“晞也。从日从出从从米”。《段注》：“日出而竦手举米晒之，合四字会意。”《概要》利用曾侯乙墓竹简里写作从“巿”“”声之字，“像两手持草木一类东西在日下曝晒”，应该是“暴”的初文，可以隶定为“”。《说文解字》所讲的“暴”应该是在“”上加注“米”旁而成的后起字。裘先生跳出《说文解字》和《段注》的解释局限，根据古文字材料立说，并得出《说文解字》里会合四个字而成的会意字是不存在的认识。

　　第二，论述深刻，结论允当。

　　《概要》出版的20多年时间里，裘先生陆续发表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多收入《概要》之中，使《概要》论述更为深入。由于时代久远，很多表意字代表的意义后人不得而知，裘先生借助古文字字形对其所代表的词的含义进行了确切解释。《诗经·小雅》：“暴虎冯河”中的“暴”，《毛传》和《尔雅》都将其释为“徒搏”，即以空手搏虎，但于义未安。裘先生在《说“玄衣朱襮”——兼释甲骨文“虣”字》一文中考释了甲骨文里的“虣”字，表示用戈搏虎，并指出该字就是《诗经》“暴虎凭河”之“暴”的本字。《说文解字》依据篆形解释“函”为“舌也，象形”。裘先生在《说“揜函”——兼释甲骨文“橹”字》一文中专门考释了甲骨文的“函”字，意为像其中有“矢”的盒、囊类器物，订正了《说文解字》的说法，该字在小臣墙骨版刻辞里的用法也进一步证实了其说可信。

　　《概要》用例在全书不同地方出现，都是以不同角度进行讨论，便于更加立体地掌握相关问题。例如，在谈到“省声”问题时举了“熒”字。《说文解字》解释为：“熒，从焱、冖。”而古文字里有“”字，像燋烛燃烧形，是“熒”的初文，可以隶定为“”。许慎因没有看到更古老的字形，因而分析不当。从“”声的字“榮”“營”等，在《说文解字》里大都被说成从“熒”省声。按照《概要》的观点，许慎在当时的情况下把这些字说成是省声也是可以的。接下来，裘先生进一步讨论了《说文解字》对于省声处理的不妥之处。例如，《说文解字》把大多数从“”声的字说成从“熒”省声，但是又把“禜”“”“鶯”说成从“榮”省声，把“”说成从“瑩”省声，把“煢”说成从“營”省声，属于自乱其例。受其启发，我们撰写了《〈说文解字〉从“”之字研究》一文，对《说文解字》里从“”的24个字进行了梳理，辩证地分析了其用“省声”标注读音的情况，指出这种标音方式一方面客观地反映了汉字读音的变化，具有区别字音的作用。另一方面根据形声字声符的示源功能，将从“”的字在意义上划分成几类，分别有“小”义、“明亮”义、“环绕”义、“大”义、“幽暗”义等。

　　第三，材料广博，观点独到。

　　裘锡圭的学术研究一向严谨求实、见解深刻且多创新，为学界所推崇。《概要》论及文字的性质、汉字形体的演变、汉字的结构类型令人耳目一新，引用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尤其是睡虎地秦简、望山楚简、郭店楚简、银雀山汉简、凤凰山汉简、尹湾汉简等战国秦汉简牍的整理与研究成果，闲适自如又恰如其分，旁征博引又辨析入微，所得结论大都确凿可信。

　　理论新。《概要》里对汉字的性质、历史、字体演变及汉字结构类型等问题都做出了深刻的论述。如，关于汉字性质的讨论，过去众说纷纭，孰是孰非，不易判断。他第一次提出区分“文字记录语言的符号”和“文字自身使用的符号”两个层次的符号命题，认为文字的性质应当由文字本身使用的符号，也就是“字符”来决定。复旦大学刘钊教授认为，“这些成就在汉字类型研究上可谓凿破鸿蒙的创见”。再如，关于汉字基本类型划分的讨论，从汉代学者提出“六书说”开始，将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学术界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裘先生基于汉字的实际情况，提出表意字、形声字、假借字的三书说，是目前为止能够最好地解释汉字基本类型的理论认识。后来学者相继有“四书说”“新六书说”“二书说”等，都未能取代“三书说”。

　　概念新。《概要》不仅提出新的理论，还就文字学研究上的一些现象进行了重新准确界定和命名。如提出“双声字”“同形字”“同义换读”“通用字”“异体词”等。在“同形字”部分，作者就同形字研究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并且通过列举大量例子，明确了同形字的概念；在“同义换读”部分，列举同时期学者中关于这种现象的说法，综合各家意见，最终给出一个更加合理的界定，并结合实例进一步加以阐发。后续的相关研究，无不以此作为依据，开展讨论。

　　字例阐释新。裘先生以古文字考释见长，尤其是对于疑难字的考释，另外还有对大家习以为常的释读提出新的认识。古文字考释工作是很难的，需要考释者对古文字和古文献有精深研究，非一般人所能为。《概要》所举例子大都具有原创性。《说文解字》：“向，北出牖也。从宀从口。《诗》曰：塞向墐户。”过去的文字学者，如段玉裁、朱骏声等都认为“向”字的方向之义是“北出牖”这个本义的引申义。王力主编《古代汉语》讲本义和引申义时也举这个例子。裘先生认为，用“向”字表示方向之义，是相当晚的事。甲骨文和金文都用“饗（飨）”的初文“卿”表示，“卿”本像二人相向而食，但是由此引申出“方向”义还不是很顺畅。指出《说文解字》训为“事之制”的字，或可是方向之“向”的本字。但该字后来不再使用，借用“向”字来表示方向义，人们不知所以然，误以为方向之义是“北出牖”之义的引申义。在此基础上，《概要》提出另一种可能，根据西汉初年马王堆帛书《经法·名理》“如向之隋声”，当读为“如响之随声”，这里的“向”很可能是“响”的初文，字形表示的是在屋子里用口发出声音产生回响。《说文解字》解释为“北出牖”的“向”字的本义也是有问题的。

　　第四，证据确凿，方法科学。

　　首先，《概要》既注重理论阐述，同时也注重实例分析，将二者有机结合，以丰富的实例支持理论。纵观全书，凡涉及理论问题，必有相关的实例支撑。例如，谈到“在字形表示的意义跟字的本义之间不能随便画等号”时，举例有大、相、受、臭、逐，这是表意字的例子；又有群、瑱，这是形声字的例子。为明确本义而加意符，是形声字产生的途径之一，举例有蛇、牀、趾、洲、鬚、肱、背、採、俘、蓺、悬、溢、征、违、暮、源、嗅等。

　　其次，《概要》在具体字例分析上，以大量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作为例证，旁征博引，真正做到信而有征。如，“分散多义字的职务”途径之一是通过文字职务集中的办法来实现，举例为“又—有”。大约在西汉以前，“又”和“有”都可以用来表示有无的“有”。《概要》首先列举传世文献中的例子，如《诗经·周颂》“亦又何求”、《荀子·议兵》“人之情，虽桀、跖，岂又肯为其所恶，贼其所好者哉”。同时说明出土文献中也有这样的例子，马王堆帛书还可以看到同一句中“有”和“又”都表示“有”的例子，如《老子》乙本“又周车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陈之”，“又周车”即“有周车”。《经法·六分》“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人焉，又地焉”，“又地”即“有地”。另外，这两个字也都可以用来表示副词“又”。秦简和马王堆帛书等经常以“有”表“又”。在传世古书里仍可看到一些这样的例子，如《诗经·邶风》“终风且曀，不日有曀”，《礼记·玉藻》“既搢必盥，虽有执于朝，弗有盥矣”。《玉藻》这一句，前一个“有”是有无之“有”，后一个“有”读为“又”。后来，除了用于整数和零数之间的“又”，既可以写作“又”，也可以写作“有”（读yòu）之外，“又”“有”二字有了明确的分工。“又”不再用来表示有无之“有”，“有”也不再用来表示副词“又”。

　　最后，论述一些重要问题，往往列举出有代表性的不同意见，并加以评论，从而证明自己的见解。例如，关于汉字起源问题，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谈到关于汉字起源的传说，如八卦说、结绳说、仓颉造字说等。也有教材列举大量的考古发现，将汉字起源与图画和原始社会的刻画符号联系起来，可以说将此问题不断推向前进。《概要》认为汉字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到底何时出现，很难断定。通过列举重要的考古发现，提出汉字体系形成在夏商之际。最近有学者指出，商代中期的二里岗文化开始创制文字，表现为处于二里岗文化最晚阶段的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的陶片上有“目”“天”“止”等象形符号，河南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的陶缸上有“尹”“帚”“天”等符号，其形体特征与殷商时期文字属于同一文字体系。这一最新研究可以证实裘锡圭先生关于汉字在“夏商之际形成完整文字体系”的判断。

　　总之，《概要》是一部百读不厌、常读常新的好书，是文字学的现代经典之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百年来甲骨文考释实践研究”（19VJX11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