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是中国在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供给和有效需求有机结合，即在提高供给质量的同时注重发展国内需求，以提升经济内生发展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战略选择。扩大内需要提升投资效率、释放消费潜力和促进消费与投资协调发展，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内需对稳增长和提质量的双重价值，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扩大内需的逻辑 

　　扩大内需是应对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和适应经济发展阶段调整的战略选择。发挥经济超大规模性优势，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应对国际政治经济波动，适应经济发展动力转型，是中国扩大内需战略的内在逻辑。

　　中国经济规模增大为扩大内需奠定基础。中国经济增长推动中国占世界经济比重上升，提高至2022年的18.5%，中国已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和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中国经济规模扩大和世界经济占比提高，意味着在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将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循环发生在国内，国内需求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逐渐提高。经济超大规模性和超大国内消费市场为企业在市场和技术上提供多条平行的竞争赛道，为企业研发和创新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允许企业专业化和差异化发展，有助于企业扩大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升级。中国在国内市场需求、产业体系、人力资源、软硬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超大规模优势，为扩大内需奠定了基础。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中国一直都是双循环经济，但当前构建的双循环新格局与原来的双循环经济存在较大差异。尽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依然至关重要，但随着经济增长动能和需求结构调整，中国需要对国内国际循环进行适应性调整，即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重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方面，当前中国在诸多领域取得技术领先，资金积累较为充足，市场机制逐渐完善，正在建设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并通过扩大内需推动中国经济从“客场全球化”向“主场全球化”转型。另一方面，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社会再生产循环中，有效需求不足是抑制经济扩大再生产的主要障碍，扩大内需是畅通社会再生产循环的关键。

　　从出口导向到内需主导的战略调整需要扩大内需。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依赖于经济体自身禀赋条件和发展阶段，当禀赋条件和发展阶段发生变化时，经济发展战略就要进行相应调整。扩大内需是基于国内市场稳增长的方式，有助于减少外部政治经济波动冲击和增强经济发展内生稳定性，成为新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

　　应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波动是扩大内需的外部动因。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遵循。当前国际地缘政治风险、经贸摩擦、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核心产品断供等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国际供应链安全性降低，经济波动增大。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求中国提升经济内生发展安全性和稳定性，减少外部政治经济波动冲击。通过扩大内需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和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减少外部政治经济冲击的重要方式，其主要机制包括提升科技自主水平、破解关键“卡脖子”技术难题、减少核心产品断供问题、减少外部市场依赖、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促进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等。

　　适应经济发展动力转型需要扩大内需。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扩大经济体量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目标，在经济发展成熟阶段增进人民福祉是经济发展的主要追求。经济发展动力演进的一般性规律是从投资主导经过内需主导再转向消费主导。我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投资主导阶段，但还未达到消费主导阶段，将有较长一段时间处于内需主导发展阶段。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促进消费升级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成为新发展阶段的主要经济目标。顺应经济发展阶段演进和经济发展动力转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逐渐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经济发展动力从投资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型。具体而言，通过扩大有效投资改善供给质量和促进居民消费升级释放消费需求，破解国内供需结构性错配，实现供需高水平动态平衡。

　　扩大内需的路径 

　　在内需主导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同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换言之，当前中国扩大内需要处理好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消费潜力和促进消费与投资协调发展等问题。

　　第一，扩大有效投资。我国正处于城镇化、信息化等快速发展阶段，投资空间和需求潜力巨大。投资仍是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扩大有效投资是优化供给结构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途径。扩大有效投资需要处理好以下问题：其一，注重投资效率。把扩大内需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投资质量，比如，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提升传统基础设施水平、加大战略新兴产业投资、推动重大工程项目等。其二，加大制造业有效投资。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大对科技创新、专精特新企业的支持力度，增加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研发投入，提升先进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其三，优化促进投资的体制机制。灵活运用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优化营商环境，充分发挥经营主体在基建投资中的作用，促进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协同发力，鼓励和支持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规范发行上市，规范有序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盘活存量资产，提升运营效率和服务水平。

　　第二，释放消费潜力。我国人口众多，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具有巨大的消费潜力。消费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途径，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释放消费潜力需要处理好以下问题：其一，缩小收入差距。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导致高收入群体有消费能力但消费倾向低和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高但消费能力不足问题并存，抑制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通过共同富裕建设缩小收入差距，有助于提升居民整体消费倾向和释放消费潜力。其二，提升社会保障水平。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很大程度上由居民消费意愿低导致，而消费意愿低和储蓄动机强则是社会保障水平不足的结果。增加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消除消费的后顾之忧，有助于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和释放消费潜力。其三，优化消费环境。在消费市场和经营秩序方面，特别是在新兴消费业态中，仍存在频繁地侵犯消费者权益等问题，抑制居民消费发展。需要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营造放心消费环境，改善消费预期。其四，提升产品供给质量。消费外流现象揭示出国内产品供给质量与消费升级需求不匹配问题，抑制居民消费升级进程。应改善产品供给质量，增加中高端商品供给，加强品牌建设，以高质量供给创造引领新需求，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

　　第三，协调消费与投资。在内需主导型发展阶段，需要消费与投资协调发展，既不能过早推进消费主导型经济陷入低水平消费型社会，也不能停留在投资主导型经济导致有增长无发展的低质量增长。促进消费与投资协调发展需要处理好以下问题：其一，需求牵引供给，消费引导投资方向。消费升级引领产业结构升级，消费者增加对中高端品牌商品的需求，就要改善产品供给质量和加强品牌建设投资。其二，消费依赖于投资。消费是就业和收入的函数，就业和收入增长依赖于投资增长，没有投资增长很难实现持续的消费增长。其三，供给创造需求，扩大与消费相融的投资。消费不足通过市场调节和传导降低投资效率。应加大保障性住房等消费相融性投资，提升社会保障水平，通过投资改善消费预期和促进消费发展。其四，实现供需高水平动态平衡。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在供给侧向市场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又要在需求侧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供需匹配及其高水平动态平衡，是消费与投资协调发展目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消费主导型经济的形成机制与推进路径研究”（23BJL08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