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必须坚持不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强农惠农离不开生态补偿。学界一般认为，农业生态补偿是一种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对农业生产外部性给予补偿，以实现保护生态环境目的的激励制度。这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对恢复被破坏的农业生态环境进行补偿，如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生态移民、农业污染综合治理、流域综合治理等；二是对有益于整体生态环境改善的农业生产活动进行补偿，如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开发利用、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生态农业等。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被视为农业生态补偿的理论渊源，相关理论虽在补偿政策制定和操作层面具有参考价值，但远不能作为农业生态补偿的“元理论”。笔者认为，农业生态补偿的理论渊源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
马克思在其多部著作中一再强调，人是“自然存在物”，自然具有先在性，是人产生的前提和基础，人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结果；与此同时，人作为“类存在物”，要以自然为中介，进行以生存和发展为目的的对象性活动，这些活动依赖自然界提供的食物、水、燃料等。“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因此人的改造自然的活动不能破坏自然界这一“无机的身体”健康；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为我”进行的人类劳动蜕变为对自然界的掠夺式开发利用，造成了无法弥合的“物质变换”裂缝，异化为“害我”之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反复强调的“物质变换”德语为“stoffwechsel”，意为“新陈代谢”，指物质变换遵循总量守恒的自然生态现象。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的社会生产活动，“新陈代谢”要符合“归还的规律”。由于资本家不断拿走剩余价值，“归还的规律”一再被破坏：于雇佣工人而言，在相对贫困化一端越滑越远；于自然界而言，生态破坏愈演愈烈，濒临崩溃。人“为己”的活动产生了否定自然、否定自己的消极后果——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都不可持续。“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就人的“自然存在物”属性而言，人的活动要受自然规律制约，自然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人的能动的“类存在物”属性而言，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及欲望却有无限膨胀的趋势，这就使人与自然处于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强化这种对立，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马克思在1880年《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明确指出，一切“物质变换”既包括生产的自然过程，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包括生产的社会过程，即人与人的关系。与简单商品流通的物质变换不同，在雇佣劳动条件下，资本流通G—W—G’（货币—商品—货币增殖）过程中，资本家一再取走剩余价值而并不归还，商品的“物质变换”违背了“归还的规律”，是一种虚假的新陈代谢。Stoffwechsel包含的物质生态循环和商品交换循环，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中统一起来。这说明，生态循环的问题应该从商品流通发展为资本流通的大循环中寻找原因。资本积累的扩大再生产违反了“归还的规律”——资本家拿走了剩余价值，而所有新增价值来源于雇佣工人的劳动创造，“物质变换”裂缝不断扩大。由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弥合“物质变换”裂缝，解决生态危机问题，有“治标”和“治本”两层思路。“治标”之策是在现存生产方式下“索取的同时也要考虑给予”，即采取以农业生态补偿为核心的各种环境补偿措施，改善环境质量。但是，这些补偿措施只能起到局部改善作用，因为西方现代化进程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生产力发展，等同于社会发展，长期用以GDP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指标衡量社会发展质量，影响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化模式。这种建立在过度开发自然基础上的竭泽而渔式的西方现代化模式，正在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生态问题乃至城乡对立——纵观全世界，生态补偿修复环境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各类开发对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的速度。所以，“治本”之策在于改变生产方式，摒弃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坚持人民创造的生产力由全体人民占有和享有。马克思在揭示物质变换要遵守“归还的规律”时，明确指出消除“物质变换”裂缝要用新的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扬弃私有制，扬弃异化劳动。在公有制基础上，“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劳动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的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在共产主义社会，公有制和计划调节使得大规模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可能，人的生产和生活将能够自觉遵从自然规律，物质生产活动被有意识地置于自然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之下，从末端环境治理全面转向资源综合利用，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共产主义社会不仅要解决人与人的矛盾（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的异化劳动、价值剥削等），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变换”裂缝；还要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爱护人类“无机的身体”，消除自然生态的“物质变换”裂缝，达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解。
可见，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极为深邃，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而被掩盖，直至近年来全球生态危机大爆发。兴起于20世纪的生态经济学提倡运用经济手段优化配置生态资源，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生态恢复，但其理论高度与视野广度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不可同日而语。需要指出的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新时代的继承与发展，特别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对于农业生态补偿和强农富农具有前瞻性指引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强大的农业支撑。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在资本导向、利润驱使下不可避免地走向侵略扩张和殖民主义，中国式现代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必将走向生态文明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进而为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吉林财经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