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财经智库》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兼任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理事。研究方向为财税理论、国际税收、中国经济改革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被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代表作品有《现代财政制度探索：国家治理视角下的中国财税改革》《比较财政学》《中国财政制度改革30年》等。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背后是国家财富管理体制从国家全面掌控社会财富到合理利用社会财富的过程。国家财富管理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独特视角。现代化进程离不开财力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更是离不开国家财力支持。没有财富支持的现代化是不可持续的，没有持久财力支持的现代化持续不久。正是内源融资型的国家财力集中，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初始资金，由此形成集中型的国家财富管理模式。

　　国家财富管理模式并非一劳永逸，而是为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而不断演变。触发模式演变的条件主要是社会财富创造的可持续性遇到挑战。国家的力量大小不在于国家直接支配的财富多少，而在于可以调动财富的多少，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这些财富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从直接支配的财富数量来看，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支配的财富占比历经先变小，后根据实际需要再实际优化的过程。

　　国家财富管理是一门技术。技术的专业性决定财富利用效率的高低。社会分工的复杂化决定了粗放式的国家财富管理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财富管理模式从而转向涵盖更多参与者且更加专业的国家财富治理模式，并在演变中实现治理现代化。国家直接支配财富的管理效率在演变中得到提升，并突出表现为预算能力的提升。预算能力的提升既涉及预算制度改革，又与预算技术革新有关，有助于提高国家直接支配的财富管理效率，从而为现代化提供更充分的财力保障。

　　为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国家财富管理从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从包揽一切转型为为国家现代化提供财力支持，但实现国家富强的中心目标未曾改变。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主线是不断挖掘内部资源，释放经济潜力，同时注意协调内外资源，让中国现代化进程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融为一体。与此相适应，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经济主体历经再造，进而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适应国家财富管理模式的转变，企业会计信息管理首先作出相应变革，从具体的行业会计制度到会计准则体系，市场主体信息传递渠道和机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新的国家财富管理模式提供了信息支持。其次，市场交易的增多要求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出相应变革，SNA取代MPS是根本性变化，同时还需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继续调整。再次，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要求适应工业社会的会计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出相应改革，为国家财富管理提供强有力的决策信息支持。最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要求宏观经济稳定实现机制作出相应变化，加上应对特定时期重大问题的挑战，宏观经济稳定目标、手段、机制均发生明显变化，推动着中国国家财富管理新模式的形成。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合适的国家财富管理模式支持下进行的。中国正是立足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实国情，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国家财富管理体制，并在统筹政府财力、动员社会资源上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中国国家财富管理体制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优化，对内改革积累实践经验知识，对外开放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进而促进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这种知识支持型的中国国家财富管理模式变革是中国道路的一个缩影，梳理其中的案例可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重要参考。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变迁，就是其中一个突出案例。这并非是某个理论模式的简单套用，而是在吸收人类文明共同财富的基础上，融入了中国智慧，从而走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道路，形成了适应中国需要的国家财富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