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13日下午四时许，我正在线参加学术会议，忽然收到汤重南先生病逝的噩耗，顿感茫然。2022年7月，我们还和汤先生在长春参加中国日本史学会工作会议，当时先生一如既往精神矍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我与汤先生相识40年，在日本研究的战线上，长期得到先生的关怀和指导，受益匪浅。

　　广博深邃的学术造诣

　　汤重南先生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964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入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2005年退休后仍笔耕不辍，始终奋战在日本研究第一线。

　　汤先生学术造诣深厚，著作等身，截至2019年，发表各类学术研究成果229项，其中著作、工具书、译著类成果40部，论文70篇。从这些著述中，可以看出汤先生的治学特点。

　　首先，史学理论功底扎实，研究视角开阔，研究方法兼容并包。例如，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他参与了《科学社会主义》《马恩列斯、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苏联东欧党和国家领导人论生产力标准》《当代世界百科辞典》《日本历史辞典》《史学理论大辞典》等理论著作的撰写及大型工具书的编撰，在《世界历史》等刊物上发表《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等论文，从而形成扎实的史学理论素养，在日本史研究实践中，具备了敏锐的发现问题能力和出色的解决问题能力。

　　其次，学术研究集中在日本近现代史和中日关系史两大领域，综合研究与重点专题研究相结合，代表性成果颇具影响。在综合研究方面，著有《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日本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日本近现代史·近代卷》（现代出版社2013年版）、《日本近现代史·现代卷》（现代出版社2016年版），充分展现了他在日本史研究方面的“通”与“博”。以此为基础，专题研究也成就斐然，相关著述中，《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代表了当时我国学界的最高水平。《日本军国主义论》（上下，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堪称相关研究的扛鼎之作。《日本帝国的兴亡》（上中下，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亦非一般意义上的通识性史学读物，而是重史实根据、有中国立场、叙事明快的作品，社会影响广泛。

　　在日本侵华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方面，汤先生投入巨大精力，主持编辑《日本侵华密电·九一八事变》（59卷）、《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变》（51卷）、《日本侵华密档·侵占台湾》（64卷）、《日俄战争史料》（20卷）、《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大日本史日本野史》（63册）等大型资料集，并在线装书局陆续出版，为专题研究的深入和扩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再次，在学术研究上注重协作攻关。汤先生的著作均以合著形式出版，这与学术研究的大环境及其工作性质有关。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打开了求知于世界的国门，日本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参考，在学界出现的日本经济研究热、日本文化研究热中，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很多。传统的按部就班的个体研究方法，无论在课题的庞大内容含量上，还是在时间保障上，均已无法满足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于是协同攻关成为必然。而汤先生正是这种研究范式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优先考虑的是如何集中优质研究资源，时不我待地阐明重要学术问题。

　　最后，史学研究与现实关怀相结合，积极回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在日本近现代史研究中，汤先生从大国兴衰的视角出发，基于现代化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观点，考察明治维新、近代天皇制、资本主义经济成长、军国主义等重大问题，为把握当代日本社会的形成、特点及其未来走向，提供有益的历史参考。在中日关系史研究中，汤先生以日本侵华史系列研究论文、日本侵华史系列档案资料集等成果为基础，经常针对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问题、否认南京大屠杀等历史认识问题、右翼抬头及军国主义复燃问题，引经据典发表评论，为维护两国的正常关系付出了努力。

　　史学报国的赤子情怀

　　汤重南先生胸怀国之大者，在公共史学传播和史学咨政方面，作出了不同寻常的社会贡献。

　　在史学的通识教育方面，汤先生出版了《2000万中国人之死》（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日本帝国的兴亡》（上中下，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日本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著作，在中外报刊上发表《一战后的德国与今天的日本》（《求是》2014年第1期）、《美国文化如何冲击战后日本》（《光明日报》2014年5月12日）等大量文章，推动了日本史及中日关系史知识的大众普及。

　　在史学为现实服务方面，汤先生既是下接地气的公共史学名家，也是上达政府高层的国际问题研究专家。

　　进入21世纪，随着中日两国综合国力对比的逆转和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中日关系日趋复杂。针对日本政治右倾化问题、涉华安保政策问题、篡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罪行、政府首脑参拜“靖国神社”等错误的历史认识问题，在钓鱼岛等领土、领海问题上的错误态度等，汤先生发挥专业特长，坚持以史为据，频频在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上发声，澄清历史真相，有理、有利、有节地维护真理，捍卫国家利益。

　　汤先生的史学报国情怀，还出色地体现在史学咨政的服务方面，他所承担的重要演讲、授课、咨询和调研任务包括：为中央首长讲课一个月，内容为“大国兴衰史”的“亚洲历史”部分，为中办领导讲授“日本百年维新的经验与启示”，完成外交部委托专项“日本右翼教科书问题的错误观点和史实”和“对日本右翼教科书的分析和对策”，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专项“日本简史”“中日关系简史”“日本概貌”的撰写任务等。

　　2014—2017年，汤先生三次陪同国家领导人参加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的重要活动。在其提交的若干咨政报告中，《日本对我举办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态度与我之对策》和《应强调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贡献》，均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信息研究奖。

　　2006—2010年，汤先生作为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国方面的十名委员之一，参加了古代史部分的研究、讨论与写作，为“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书”的完成作出应有贡献，扩大了国际学术影响。

　　呕心沥血的学术贡献

　　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从“站起来”走上“富起来”的新征程。为了研究和借鉴日本现代化的经验教训，中国日本史学会应运而生。1980年7月，中国日本史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讨论会在天津社会科学院隆重召开。大会通过中国日本史学会（时称中国日本史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23名理事，并由理事会选举吴廷璆为会长，邹有恒、周一良、吴杰、田琛为副会长，万峰为秘书长，王金林、任鸿章为副秘书长。

　　在新中国成立后举行的首次全国性日本史学术讨论会上，共收到50篇论文，四个分会围绕邪马台国问题、封建社会分期问题、江户锁国政策的评价、明治维新的性质及重要人物评价、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田中奏折”的真伪、战后改革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在中国日本史学会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汤先生呕心沥血，贡献良多，从其发表的大量学术综述和文章中，也可窥见一斑。此外，他还撰写过若干中国亚洲史研究年鉴、中国日本史研究年鉴及中国日本近现代史研究年鉴。这些综述和评论性文章，涉及日本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特色、成果、动态、课题等方方面面，从不同角度总结了各时期我国日本史研究的进展，可谓纵览全局、洞察细微、评论有度，对深化日本史研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例如，他与王金林、宋成有合作发表的文章认为：“近十多年来，图书市场的‘浮华’‘浮夸’‘浮躁’之风也侵袭着学术界，包括中国的日本史研究领域。计划经济式的课题立项与运作、图书市场‘看不见的手’握有的指挥棒、职称评定的压力、专家审议的形式化等因素，有违学术研究的规律，无助于专心治学大环境的健全发展。将其称之为造成‘三浮’之风的风源口，恐怕并非耸人听闻”，只有消除这些问题，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才能“再上一层楼”。

　　正是因为汤重南先生等几代学人的表率和坚守，中国日本史学会风清气正，始终保持学会本色，成为日本史工作者学术耕耘的共同家园。

　　与人为善的良师益友

　　汤重南先生生性善良，为人谦和，尊师乐友，扶掖后辈，堪为师表，在我国的日本研究界有口皆碑。

　　汤先生步入社会后，也曾遭遇坎坷，但他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善于自我调整，能够很快在跌倒处爬起，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以拳拳赤子之心报效社会。

　　2004年，汤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40年之际写下感言：“回首四十年人生旅途，多有欢乐，也曾遭诽谤。躬行‘以和为贵’，仍能从容面对：思索四十载得失成败，少有闲暇，却常蒙‘馈赠’。力主献身社会，方能问心无愧。”汤先生坦言，正是因为奉行“以和为贵”的古训，才使自己从容面对“我国、我班、我所领导、同仁”，享受了“笑傲人生”的欢愉。

　　2019年，三卷本《汤重南自选集》出版，汤先生在题为“风雨人生，遨游学海”的前言中，专辟“燕园情深”一栏，一往情深地写下他“永远的北大不了情”：“光阴荏苒，转瞬已过55年。虽然入北大时的青春活泼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如今皆已成为古稀老人，但对北大的深情历久弥新，越发强烈。我对北大永远怀有敬畏、报效之情；对北大师长，永远抱有感恩、报答之心；对老同学，永远存有感情、敬佩之意。永远的怀念，永远的问候，永远的致敬……永远，永远的北大不了情！”

　　汤先生的这种深情表达发自肺腑，源于生活的自律和修养。例如，他极为敬重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周一良先生，而这种敬重源自他对周先生道德文章的学习、感悟和由衷的景仰。他撰写《学贯中西的周一良教授》（《世界历史》1993年第5期）、《周一良教授与日本史研究》（收入《折焚柴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周一良先生与新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中日关系史研究》2011年第12期）等文章，高度评价了周先生在我国日本史研究中的奠基者地位和作用，发现并总结出周先生安身立命、荣辱不惊的人生“四大信条”，即为人恪守“忠”与“恕”，做事（做学问）力求“唯物”与“辩证”。再如，他视南开大学吴廷璆先生为我国日本史研究“大师级奠基人、学界泰斗和指导者”，在《深切怀念“永远的吴先生”》（收入《吴廷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文中，高度评价了吴先生的革命生涯、学术贡献和学问为人。

　　汤先生长期担任中国日本史学会领导职务，是德高望重的学会领导者。他始终谦虚低调，诚恳待人，扶掖新人，在学会中营造自由交流、团结协作的良好气氛，赢得了学会同仁的尊敬。

　　南开大学是中国日本史研究的重镇，其发展和进步离不开国内外友人的支持与呵护，汤先生便是南开日本研究最重要的合作者和最信赖的朋友之一。数十年来，汤先生作为南开大学客座教授，经常来我校讲学、出席学术会议和指导工作，特别是长期担任南开日本研究方向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的校外评审专家，并连续多年主持南开日本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汤先生在80岁高龄时曾写下人生感言：“初心不改，遨游学海，虽有波浪，却已能波澜不惊。回望平生，幸福满满！除了感恩，还是感恩，感谢社会，感谢国家！感谢单位，感谢家庭、亲人！感谢师友，感谢所有抬爱、信任和支持我的所有人！无比感激，感恩无限。”

　　汤重南先生一生胸怀坦荡，业绩卓著。得以幸福满满的感恩之心驾鹤西去，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可无憾矣！然而，先生的辞世，是中国日本史学界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日本研究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界的重大损失。对我个人而言，失去无比敬重的良师益友，实乃痛彻心扉。当此之际，唯愿继承先生遗志，胸怀感恩之心，深耕学术，为中华之复兴贡献绵薄之力。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