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陆航）“郭沫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日前在西南大学举行。

　　郭沫若的卓越贡献得益于深厚的传统思想文化根底，受惠于他对传统思想文化和西方思想文化的贯通与消融。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本朝提出，在阐释对象与阐释行为之间，郭沫若具有意义和意图的高度统一。因为目光远大，郭沫若才能与时俱进，与社会和时代同呼吸、共命运，才能提出人民至上的文艺导向，“人民是社会的主人，是文化生活的创造者”。因为奋勇争先，不断向前，郭沫若才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列，才能引领时代、别出心裁、独树一帜，成为中国现当代社会思想文化史上的先锋作家。

　　在“民本”思想现代转化的历史潮流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启示之下，郭沫若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与史学研究中，不断阐述与发展“人民本位”思想，构成了20世纪我国人民思想发展脉络的重要内涵。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赵现海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郭沫若“人民本位”思想的历史渊源、现代转化与时代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蔡震提出，郭沫若写了众多人物在云谲波诡的时局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在对这些人物身处历史大潮中各自命运的历史叙事中，体现的正是郭沫若一直推崇的“人民本位”思想。

　　1920年，郭沫若在与宗白华的通信中首次提出“诗是写出来的”这一影响后世新诗发展的理论。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周海波提出，多年来，围绕《三叶集》与郭沫若的《论诗》研究，学界出现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些成果对新诗理论以及高尚的“诗人人格”的问题，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学术观点，对于“诗的构造”“诗是写出来的”与新体自由诗等新诗思想的阐释，虽然形成了重要学术观点，但却往往语焉不详，没有从根本上触及新诗及其理论建设的关键问题，如新诗新在何处，“诗的构造”与新诗的关系是什么，“诗是写出来的”与“诗是做出来的”区别何在、意义何在，等等，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阐释与回答。

　　诗歌重色是传统，颜色对（用色彩词相互对举的格式，有艳彩对、淡彩对、黯彩对等）是格律诗的常用手法。现代人的色彩感越来越细腻，现代作家对语言色彩感的把握与表现也越来越准确。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咸立强研究梳理郭沫若翻译文学语言的色彩感，通过词的选择，以及恰到好处的排列组合，突出显示郭沫若的色彩（包括单色及色彩搭配等）偏好。

　　“郭沫若研究既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也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科范畴，还是充满时代感的话语体系，需要我们不断在理论上提升，在实践中完善。”面对郭沫若研究今后的发展，新当选的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会长卜宪群提出，“郭沫若学”应该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而被关注和构建，今后的郭沫若研究也应该努力构建起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特色鲜明的综合性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西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潘洵表示，我们在新时代背景下探讨郭沫若先生的思想与作品，不仅是对一位文化巨擘的深切缅怀，更是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积极探索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新路径和新方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