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是作家写作现场的记录，具有发生学意义的“祖本”地位，对于作家作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手稿的研究源远流长，现代印刷术传入后，手稿影印为手稿研究带来了丰富的资源。近年来，手稿和手稿学研究呈现出旺盛势头，相关展览、拍卖、学术会议、专著论文乃至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等逐年增多，相关理论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此外，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国作家手稿研究中心、东北师范大学新文学手稿文献研究中心等相继成立，标志着手稿研究的持续深入。

　　不断创新研究理念与方法

　　当下，中国手稿学研究丰富多彩，手稿整理与出版、手稿拍卖成为市场热点，手稿展览时有所见，理论手稿学逐渐起步，应用手稿学研究空前繁荣，手稿学研究课题众多，手稿收藏和研究机构或建立或加强，手稿学人才队伍逐步壮大。10月12—13日，由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主办的“跨学科视野下的手稿研究——国际手稿学研讨会（2024）”在吉林长春召开，与会学者围绕手稿整理与研究的现状和前景展开深入讨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国作家手稿研究中心教授王锡荣表示，未来手稿学研究既有隐忧，也有可期待的前景。随着纸质手稿的急剧减少，手稿学研究需要拓展新领域、引入新理念、发展新方法，探索跨学科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人”大多也是“墨客”，书家与文士两个群体基本重合。书文互释、艺舟双楫并运是一个重要的批评传统，且有充足的思想资源、丰富的批评实践经验和强大的文化制度保障。东北师范大学新文学手稿文献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增宝表示，随着现代学术体制的形成，书法经历了从附属于中国文学到学科独立并走向美术化的分化过程。近年来，书法界提倡文人书法，而文学界兴起的手稿研究亦亟须书法艺术分析的介入，这为艺舟双楫跨越媒介、恢复深度沟通提供了重要契机。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教授丹尼尔·费瑞通过研究英国诗人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创作的长诗《荒原》手稿，关注到“读者在创作手稿中的存在”这一问题，从而提出了“阅读痕迹”的概念。他表示，读者在手稿上留下痕迹的方式有多种，有些读者应作者要求发表意见，另一些则更加积极参与。他们的贡献可能是建设性的，也可能成为限制因素。因此，手稿研究者必须准备好解读这些微妙线索，以揭示读者在文献创作中的作用及其波动，并评估这些变化所揭示的价值观变化。

　　随着新技术快速发展，作家们纷纷“弃笔”，键盘输入逐渐取代手写汉字，手书原稿日益稀缺。因此，名家手稿已成为珍贵文献中的重要类型，成为传世的新善本。中国现代文学馆保管阅览部副主任邱俊平提出，名人书信不仅在思想交流、信息传递中扮演重要角色，也是研究名人思想发展、历史事件和创作活动的珍贵档案资料。名人书信作为有时间、地点、人物及事件的完整档案，集知识性、信息性、政治性、文化性、社会性、教育性于一身，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研究者应透过史料表象挖掘文化内涵，再现历史记忆，赓续文化血脉，以达到鉴往知来的目的。目前，书信研究仍停留在考证、释读、校勘层面，未来应更加深入挖掘书信中的内涵。

　　探索数字时代研究新路径

　　数字时代给手稿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成为与会学者关注的另一个焦点话题。人工智能和人类学者的互补性在手稿分析领域尤为有价值。日本白百合女子大学教授井上隆史认为，人工智能在数据处理方面的优势与人类学者的主观见解结合时最为有效。人工智能擅长客观性和规模，而人类则擅长微观分析和阐释。在手稿研究领域，这种合作可以进行更全面的分析，既推动了单个作品的研究，也增强了对文学传统、作者意图和文化演变的整体理解。

　　使用电脑进行创作改变了文学创作的性质。芬兰文学协会研究员萨卡利·卡塔加马基提出，从大型文本和文本版本的角度来看，写作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纸质文本中，常见的是可以追溯的独立写作阶段。而在电脑上打字时，写作过程很少被划分为可以保存在特定文件中的阶段，因此版本的概念变得模糊。波兰卢布林天主教大学教授沃伊切赫·克鲁舍夫斯基表示，基于纸质版本建立数字版本，并不等同于纸质版的简单数字化，而是需要专门为数字化进行重组和改编。数字编辑提供了独特功能，大大提高了其作为学术研究工具的实用性，但数字编辑中的评注工具与传统评注工具有很大区别，因此数字版本工具的准备需要考虑数字媒介的特殊优势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