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而三大体系建设的开展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有着莫大的关联。全球史的发展不仅为我们带来审视人类历史与现实进程的全新视野，而且为国际关系的知识生产与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期“学术圆桌”期望通过全球史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对话，将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推向深入，为进一步突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话语主导陷阱，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学理支撑。
“全球史观”的方法论意义
◇刘新成
国际关系研究与全球史研究都是对域外的研究，因此研究内容有重叠和交叉。但二者起点不同，面向各有侧重，思维逻辑也有差异。
国际关系研究的诞生
“国际关系”作为一个西方学术的研究对象，起源于14—15世纪西欧发生的社会变化。关于那个时代，学界已有诸多论述，但一个基本事实却常被忽略，至少强调不够，即那是一个分裂的时代——基督教西方世界崩解的时代。原来将该世界凝为一体的、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教会系统因腐败而分崩离析，而一向有离心倾向的君主、诸侯、城市等则分别以保护信仰、纯洁教化为由，借机分割教权，实现独立，并巩固其以教俗二权合一为标志的“绝对权力”（absolute power）。15世纪下半叶，不仅英、法君主国成其气候，德意志各诸侯、意大利诸城市也自成一体。以当今的政治实体概念衡之，这些都属于“民族国家”，大大小小足有数十个之多。这些国家都设有外交部门，而且规模逐渐扩大，各国使节也是穿梭往来，外事活动一时蔚为壮观。由此可见，西方的现代国际关系是西欧格局从“一”至“多”、从“合”至“分”的产物。这不能不影响西方国际事务研究的思维走向。
全球史作为一个史学思潮产生于20世纪中期。其时，自15—16世纪新航路开辟以来的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的进程，伴随以通讯技术进步为代表的生产力提高和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发展而突然加速，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深化认识国际分工，重新解读文化隔阂，共同应对威胁全人类而非个别国家的核威胁、人口爆炸、粮食不足、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危机”，一时成为“当务之急”。全球史是世界局势从“多”到“一”、从“分”到“合”的产物。
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研究各有千秋
生成背景不同，导致两种学术思维的逻辑起点有别，对同一事物的观察视角也不一样。国际研究从“分”的视角看重的是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一倾向因启蒙运动后过度强调我族认同（语言、文化、历史）、利益认同、“我与他”之区别与对立的民族主义盛行而加剧。全球研究从“合”的视角出发，侧重点是国家之间的互相依存，互动联系。他们都看到国家的“区隔”，但国际研究专注点始于“界”，全球史研究专注点终于“桥”。
国际关系研究和全球史研究也都关注国际秩序。如前所述，西方国际社会以从“一”到“多”、从“合”到“分”为起点，于是在其“分”与“多”的现实中不可能不保留对“一”和“合”的记忆，因此一旦有可能，某大国就会产生称霸自逞的梦想，而该国的梦想对他国而言则是梦魇。于是西方国际关系格局是在“争霸”与“惧霸”两种心理的交织中演变，国际关系研究也就成为专事博弈历史、博弈规律、博弈技术的研究，制衡与均势便是永恒的主题。关于这一点，只需翻一翻国际政治学“大师”基辛格2015年出版的《世界秩序》一书，便可一目了然。无可否认，国际博弈学说也是人类理性的结晶，但它毕竟局限在“术”的层面。
全球史研究是从全局看国际秩序的。以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为例。该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现代世界秩序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视为全球发展进程的结果，指出其以中心、半边缘和边缘为形式的差等序列具有天然的不合理性。这无疑拓展了国际秩序研究的视野，也把对国际秩序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即“道”的层面。
总之，国际关系研究和全球史研究作为两种学术取向，各有长短，既为互补，又互为批评工具，两者结合将推动学术的发展。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的融通与互鉴
◇张小明
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之间是存在关联的，本文重点分析全球史对于国际关系研究具有何种意义。
消解西方中心主义
国际关系研究，不管是国际关系史，还是国际关系理论，至少是主流的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具体和抽象的）论述，或者是以国家为基本的分析单元。因此，国际关系研究通常被列入一级政治学学科，特别是在美国高校，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尤其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一般都在政治学系或政府系。而属于历史学科的全球史并非如此，它不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所言：“全球史提供了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以外的一种叙事框架。”如果我们把全球史理解为研究非国家行为体跨国行为，比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宗教机构、移民治理、环境问题、种族主义、物种和疾病的传播、跨文化互动等，似乎全球史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确实没有什么意义，尽管广义的国际关系研究对象其实也是包含非国家行为体的，尤其是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国际关系学者对于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作用的关注度显著提高。
但是，如果我们把全球史理解为整个人类的历史，它也并不否定民族国家的叙事框架，并且努力打破或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模式，并将非西方的历史发展纳入研究框架之中，那么全球史对于国际关系研究则是有意义的，至少有助于消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虽然都属于历史学科，但是全球史相对于世界史和国别史来说，更具包容性，视野更开阔。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世界史的思考往往将本国的历史排除在视野外，而国别史的研究者又通常只问本国史，鲜有涉及他国历史。这种知识上的分工一直都很流行，在世界各地大同小异，这给人们认识世界造成一些不可避免的盲区。相比之下，全球史在研究方法上获得了重大的突破，它不分国别史和世界史，而是把本国的历史置于全球地缘政治的大范围中来研究，因此，本国的问题同时也是世界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也是本国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籍、印度裔国际关系学者阿米塔·阿查亚以及具有英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的巴里·布赞等人倡导的所谓全球国际关系研究（Global IR），其实与全球史的研究路径是相一致的，尽管Global IR能否成为现实，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观察。但一些国际关系学者现在已经不用“国际关系”概念，而用“全球政治”“世界政治”等概念，这是否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全球史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全球视野”或全球视角，无疑可以被应用于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它有助于国际关系学者尽力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在自己的研究中更多吸收非西方国家和非西方思想资源。当然，没有纯粹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事和纯粹以非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事。全球史和民族国家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并非对立关系，两者可以相辅相成。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全球史虽然不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进行历史叙事，但是全球史学者不可避免地、不同程度地受到国家视角的影响。为什么全球史作为一种新史学实践首先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并在21世纪初扩散到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这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关系学科的重心一直在美国的道理是否一样的？全球史是否也体现美国中心倾向，与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相关？
另外，从全球史的起源看，欧洲学者汤因比、斯宾格勒、巴勒克拉夫等人的著作是否也属于全球史范畴？被称为“全球史鼻祖”的麦克尼尔参写了汤因比主编的《国际事务概览·第二次世界大战（第5卷）》，并深受汤因比的影响。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的著作《当代史导论》和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属于同时期的作品。国际关系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又译为“国际关系英格兰学派”）中一直有人反思和批评欧洲中心观，比如江文汉（Gerrit W. Gong）。为什么全球史在21世纪初才在中国兴起，这主要是因为知识的扩散，还是因为中国的崛起？在笔者看来，中国的全球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国家视角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完全超越民族国家立场的全球史和全球国际关系都是不存在的。
研究方法趋向微观化、实证化、多元化
全球史是一种宏大叙事，不同于微观史，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从月球看地球”。在这一点上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理论是否有共通和相互借鉴的地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全球史的叙事特点是具体的，而国际关系理论的表述则通常是抽象的，两者之间的差别无疑很大。与此同时，全球史的研究路径与重视一手档案文献使用的外交史，以及国际关系史研究也有很大的不同。就本人阅读的几本全球史经典教科书著作而言，应该说缺少一手文献的使用。但是，已有的全球史研究成果并非都是宏大叙事，实际上，全球史研究已经出现微观化的发展趋势，正如有中国学者所指出的，“随着全球史的发展，全球史研究的微观化和多元化越来越明显，流派纷呈与相互争鸣在某种意义上解构了早先那种基于宏观世界史编纂的、先验的‘全球史’。许多学者发现，用早先想象的那种‘全球史’或‘全球史观’来概括当今世界各地的全球史研究实践，似乎越来越困难了。这样，基于原始资料的全球视角的个案研究兴起了，全球史研究迈入一个微观化、实证化、多元化的发展阶段，即经验全球史阶段”。事实上，今天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也有微观化、实证化、多元化的现象。
追求更具开放性的“跨界研究”
全球史研究一定是跨学科研究，有学者指出，“全球史研究，首先要求学者开拓视野，跨越各自的学科藩篱，参照多语种的原始文献，并对现代学科本身的谱系作出全面的梳理和反省”。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多学科的知识，包括国际关系学知识，尽管如布罗代尔所言，“生命是短促的，不允许我们之中任何人掌握如此之多样的领域”。这是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可以结合的重要理由之一。国际关系学科在美国和中国都属于政治学科，在英国则同属于政治学和历史学，实际上国际关系学本身就具有跨学科性，国家的对外关系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国际关系成为独立学科之前，一直是多学科（比如历史学、法学、哲学）的共同研究对象。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路径一直包括史学路径，国际关系学者的国际关系史就不用说了，一些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也采取史学路径。比如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其有关国际社会的演进、文明标准的论述就是如此。国际关系学者从来不拒绝、也不可能拒绝跨学科的研究路径。国际关系学和全球史都追求跨学科研究路径，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国际关系学者和全球史学者都是“跨界”的。
总之，如同历史学著述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的养分来源一样，作为历史学科发展形态的全球史无疑对于国际关系研究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全球史学者所倡导的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理念可能有助于一些国际关系学者所倡导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全球史和国际关系研究存在着某些重要差异，比如全球史学者普遍关注非国家行为体，而国际关系学者则普遍关注国家行为体，全球史叙事特点是具体的，而国际关系理论的表述通常是抽象的。但是，这样的差异并不妨碍全球史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之间的对话，或许这样的差异更有助于在对话中相互启发，从而促进两个学科的发展。毕竟全球史和国际关系研究同属于关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它们无疑具有共通的东西。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全球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可能贡献
◇王立新
全球史是近年来发展最为迅猛的史学领域，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深刻塑造了史学研究的各个分支。全球史超越了长期主导专业史学研究的国家中心主义叙事，试图从整体上考察人类历史的进程，将人类经历，特别是16世纪以来的经历视为不同国家和文明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的过程，书写世界多元文明的进程。在考察民族国家历史时，全球史学者不再把国家视为自足和封闭的单位，关注全球潮流、外部环境和跨国力量对民族国家历史进程的影响，把国家的演进视为本土和域外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全球史提出新的思想观念，颠覆了传统的历史叙事方式，瓦解了长期以来一直主导世界历史编撰的欧洲（西方）中心论，凸显了非西方地区历史经验的价值和意义。
全球史研究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
众所周知，国际关系学从其创生之日起就深受史学研究的影响，历史学为国际关系学家构建理论大厦提供源源不断的证据材料，没有历史学家挖掘的丰富史实，国际关系理论几乎无法构建。实际上，经典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不仅如此，历史学家的思维方式、研究范式和解释模式还塑造了国际关系学家对人类历史规律和国际关系特性的理解，甚至可能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家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因此，史学研究方式的重大变化和新的历史知识的大规模涌现会改变国际关系研究的面貌，并对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构成挑战。直到21世纪初以前，国际关系理论家主要是从民族国家史学范式中汲取资源和启迪，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均建立在对民族国家历史经验的研读和反思基础上。全球史作为新的史学方式的兴起和发展不仅提供了大量崭新的历史知识，还重塑了人们对世界历史的理解，改变了世界历史的编撰方式，为国际关系学家的理论构建提供了新的资源。
全球史对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可能贡献
大体说来，全球史可以从方法、视角和路径三个方面对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作出贡献。
一是去除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目前既有的国际关系研究无疑都是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这导致各种国际关系理论都将欧洲样式的民族国家视为国际关系中主要甚至唯一的行为体和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力量，把国际关系视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重视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同时无视非国家行为体的存在，忽视小国的作用，对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视而不见。全球史研究有助于把国家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所忽视的行为体纳入国际关系研究中，可以促进国际关系学家在多个方面推进相关研究：（1）认识到主权国家并非封闭自足的单一理性行为体和国际关系理论推导中的自变量，而是受到世界环境和外来影响并可能以多重声音说话的复杂行为体和因变量；（2）将大型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恐怖主义团体以及重要的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作为分析单元，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在制造和解决全球问题、塑造国家间关系和影响人类福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3）重视小国的作用，特别是小国在促进和平、调解纠纷、建立人权保障机制和发起国际倡议等方面扮演的积极角色；（4）将帝国和文明作为重要的分析单位，把前现代帝国间和文明间关系纳入国际关系研究的范畴，特别是超越文明冲突论，从历史上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与和平共处的经验中提炼价值和规律，从而为理解和处理当前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提供借鉴；（5）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思考，把国际关系发展为世界政治和全球关系。
二是摒弃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从非西方历史经验中挖掘资源以丰富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由于国际关系学是在英美主宰世界的时期创立的，目前的国际关系理论无疑是建立在西方特别是英美历史经验基础上的，是对西方历史的总结、提炼和抽象，并在思想、视角和内容等方面受到西方文明（特别是文明等级论和欧洲中心论以及对国家理性的重视）和美国例外论的深刻影响；而非西方文明的思想和观念以及欧美之外地区的国际关系经验基本上不在国际关系理论家的视野之中。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和维也纳体系中获得灵感，自由主义是建立在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治理经验以及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之上的，而建构主义则主要是受到欧洲一体化进程和冷战终结经验的启发。但全球史研究表明，西方经验并不具备普遍适用性，也并非代表人类的方向，西方视角和从欧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理论并不足以揭示全球事务的复杂性和异质性，更无法解释所有的国际关系现象，因此需要用其他地区的资源加以补充。非西方地区和文明具有自己的国际关系理念，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前就形成处理地区关系的观念、体制、规则和实践，并在该体系形成之后长期存在。如果说，在欧洲和美国作为主导性力量的时代，将国际关系研究建立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还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伴随非西方国家的崛起，西方越来越难以主导国际事务，非西方国家正在给国际关系打上自己的烙印。在这一形势下，无论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还是合理国际秩序的设计都急需从非西方地区的思想、文化和历史经验中汲取资源，其中包括中国的政治哲学、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霸的历史、帝制时代中国在朝贡体系下处理东亚国际关系的理念，伊斯兰教世界观和伊斯兰世界的国际关系经验，等等。也就是说，国际关系研究需要根植于全球历史而非仅仅局限于欧洲和美国的历史之中，有必要接受、吸收和融会世界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的经验、理念和价值观。
三是为合理的国际秩序构建提供新的路径。国际关系理论的功能不仅在于对国际关系的历史进行解释，还在于预测国际形势变化、设计国际规范、提供理想的国际秩序蓝图。未来和平、繁荣、正义和自由等世界政治目标的实现需要构建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新秩序，全球史研究为这一新秩序的构建提供了如下启示：（1）将安全观念扩大为既确保主权国家免于暴力又关注个体权利和福祉的人类安全（human security），真正把环境变化、人权保障、灾难救助、防止瘟疫传播作为全人类的共同安全而加以关注；（2）尊重人类共同利益，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3）在弘扬民族文化和鼓励文化多元主义的同时注重塑造人类共同价值观和全球文化，培育超越国家认同之外的全球认同；（4）建构一个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同时包容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的个人并让各种行为体共同参与、平等协商的全球治理体系。也就是说，未来国际秩序的设计要超越曾经主导二战后国际秩序构建的（自由）国际主义，转而以相互依存为核心的整体世界观作为其价值基础。
总而言之，全球史研究深刻改变了我们描述、想象和研究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的方式，有助于促使国际关系学变成一个更开放、更包容和更少西方中心色彩的学科，并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特聘教授）
本版文章来自2022年9月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举办的“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