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在哈佛大学与读者分享新书现场。冯黛梅/摄

　　欧洲在公元1900年之后成为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此前，中国的发展遥遥领先。那公元1000—1900年的这900年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近日，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受邀在哈佛大学分享了他与其他学者合著的即将出版的新书《通往二十世纪的两种路径：欧洲与中国的文化与制度（1000—2000）》（Two Path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in Europe and China, 1000-2000），详细比较了中世纪不同社会组织产生的不同发展路径。莫基尔的著作曾获得多项重要奖项，包括熊彼特奖、欧洲经济史最佳图书兰基奖、美国政治学协会唐纳德·普莱斯奖、社会科学史学会艾伦·沙林奖。

　　不同的组织发展模式

　　莫基尔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其他学者关注了许多因素，比如地理和政治，而我们认为地理和政治确实发挥了作用，但它们是通过家庭、氏族与企业之间的社会组织机制来运作的。这是一个很新颖的观点。正是这些单位组织为我们所看到的事情与更高层次的事件之间建立了联系，这是世界运作的方式。我们的研究方式与历史息息相关。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就会发现许多今天无法看到的现象。如果你只研究当今的世界，而忽视过去，就像一个生物学家只关注现存的物种而忽略已经灭绝的物种，你将错过99.9%的信息，因为几乎所有曾经存在的物种都已灭绝。历史也是如此，几乎所有重要的事件和我们感兴趣的事情都发生在过去，它们不再存在。如果我们不去研究这些，我们就会错失人类历史的丰富性”。

　　社会组织有时与国家完全分开，但它们是协调和组织地方公共物品和俱乐部物品的生产和交付的机构。这些社会组织包括地方公共俱乐部，它们对于社会地位和日常生活至关重要。因为对于远离首都的地方而言，他们需要通过当地的合作解决冲突、防卫、教育、水利等问题。这种基于地方的合作对经济发展很重要。在社会组织的这个维度上，在公元1000年之后的某个时刻发生了巨大的分歧，也就是说，在公元1000年之后，中国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中国倾向于建立以家族为基础的社会。而在欧洲，情况恰恰相反，大家庭正在逐渐失去其在社会组织核心中的主要作用。莫基尔认为，不同的发展趋势，可以解释这种巨大逆转的原因。

　　莫基尔解释到，宗族早已存在，主要是在精英阶层之间，但后来逐渐普及。宗族的发展始于祭祀，祭祀是一件大事，通过这样的活动将一个祖先的后代聚集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宗族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责任，包括与朝廷官员合作和谈判等，也就是说随着它们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逐渐成为了稳固且重要的社会组织。莫基尔谈到，迁移是宗族形成的重要动力。当许多人迁入新地方时，就需要组织合作单位，他们可能会更多地依赖家庭关系。在宋代，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人们从北方迁往南方。莫基尔观察到，宗族在中国南方更为显著，南方成为人口的重心，北方虽然也有宗族的存在，但起初不那么明显。这种治理结构与新儒家的原则密切相关，二者相辅相成。

　　同一个时期的欧洲开始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大家庭正在逐渐失去其在社会组织核心中的主要作用，反而越来越倾向于建立核心家庭，这被称为“欧洲婚姻模式”。这些家庭通过婚姻的建立形成新的家庭结构，不与新郎新娘的父母同住。核心家庭普遍存在并保持单配偶制模式，几乎没有离婚。有人认为，与其他社会相比，欧洲婚姻模式使女性获得了更多的平等权利。但这些核心家庭面临的困境是本地家庭单位太小，无法提供公共和俱乐部物品，所以需要社会组织来克服集体行动问题，以便人们能够作出可信的承诺和与他人合作。

　　莫基尔还提到地域性问题。欧洲的企业几乎总是与地域相关联。行会是在特定城镇中存在的一种组织，所有事物都与土地和位置相关。而在中国，虽然也确实存在地域现实，但实际上，尤其是在迁徙过程中，家族已扩展到不同地区并保持联系，同时在特定地区，你可能会看到很多的家族各自经营自己的生意。这在欧洲是比较罕见的。如果你住在一个城市，你会看到一个木匠行会和一个裁缝行会等，但你不会看到竞争，除非它们在不同的城镇。正是由于地域的重要性，在欧洲出现了议会，几乎每个统治者都依赖于这些代表性的议会，与他们协商、咨询、讨论税务等事务。相比之下，在中国，地域的重要性逐渐减弱，而祖先的重要性日益增强。

　　如果说宋朝以后宗族成为主要的社会组织，而在欧洲，则是发展出了公司。宗族拥有一个共同祖先，但公司成员之间并不相关，他们共享的不是祖先，而是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些是基于自我管理的自愿利益团体，具有永久性，并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个人。它们通常有很强的自我管理特征，领导者对其行为负责。同时，行会与公司并不具有排他性，而宗族则具有排他性。这种非亲属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所赋予的普遍文化价值观，对后续的政治和经济结果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这基本上是局部行动，却产生了全球性的后果。

　　核心家庭文化促进了个体主义

　　欧洲的社会等级往往基于契约互惠关系，表现出很强的普遍主义倾向。在欧洲，人们更倾向于信任与自己有一定关系的陌生人，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比信任兄弟姐妹更信任陌生人，但在某种程度上，信任的差距要小得多。关于个人主义的问题，英国哲学家斯蒂芬·道格拉斯提出，个人主义是基督教的一个内在特征，强调个人的责任和权利。这与核心家庭的崛起以及更普遍的价值观是相辅相成的。莫基尔认为，在中国的社会中强调的更多是集体责任和对长辈的尊重。这种家族的紧密联系也体现在教育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上。例如，当家族中的某个孩子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成功，则整个家族都会受益，这种现象在中国社会中非常普遍。

　　核心家庭文化促进了个体主义、怀疑精神以及对新思想的开放性，这确实反映了欧洲社会的独特性。总之，欧洲和中国在文化、价值观和社会结构上有着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深刻影响着各自的社会动态和个人行为。

　　“知识祖先崇拜”抑制创新

　　莫基尔还谈到当时知识传播方式对创新的影响。其中一个是“知识祖先崇拜”。他说：“这是我思考了很长时间的一个问题。”基本上，大多数社会都存在对早期智慧经典的某种程度的崇敬，而在欧洲，这种崇敬往往会抑制创新。人们对前代文献的尊重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创新，因为当有人提出问题时，通常不是进行实验或收集数据，而是说：“让我们查阅亚里士多德或伽利略的著作，看看他们怎么说。”这就导致了创新的步伐受到限制。

　　现在有趣且关键的一点是，欧洲的“知识祖先崇拜”在某个时刻开始减弱，莫基尔认为可以追溯到15世纪中叶。到了16和17世纪，这一现象变得尤为显著，因为文艺复兴时期希腊经典的重新发现成为了重要力量。一些文献早已存在，但许多经典作品是通过君士坦丁堡的翻译重新引入的。此外，欧洲人也开始接触亚里士多德、克劳狄乌斯等人的著作。起初，欧洲学者对这些作品感到惊叹，认为它们极为出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意识到作品中的一些内容是错误的。到17世纪，欧洲经历了一场“古代与现代之争”的激烈辩论，这场争论在法国、荷兰和英格兰等地广泛展开。到1700年，这场争论基本结束，现代派取得了胜利。

　　这种现象由多个因素推动，尤其是16和17世纪的航海探险。毕竟，亚里士多德曾声称跨越赤道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里的高温会使许多人丧命，船只也会起火，而事实证明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古希腊人认为所有星星都是固定的，不会有新的星星出现，但随着“超新星”等现象的出现，科学家们开始质疑那些古老的说法。到了17世纪初，像弗朗西斯·培根和吉尔伯特等人开始对希腊经典表现出蔑视。

　　莫基尔还谈到知识分子社群“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的作用。这个“文人共和国”其实是一个集合文人、哲学家、科学家和数学家的网络，他们通过信件或互相阅读彼此书籍保持联系。他们很少面对面交流，但仍然能交换思想、发现和审查彼此的工作。他们创造了一种社区，建立了声誉，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得益于知识共同体的传播。通过这样的方式，人们了解到牛顿的成就，以及其他类似学者的成就，最终激励了科学、数学以及自然哲学的其他领域，甚至包括历史和神学的发展。所以，这个知识共同体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一个社团。第一个这样的社团组织出现在17世纪初的意大利，其中最著名的是利恩学院（Accademia dei Lynce），伽利略是其成员之一。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社团出现在英国，皇家学会成为一个突出的例子。到18世纪，这些社团已遍布整个欧洲。这些社团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们提供了一个正式的聚会场所，使创造者与知识持有者能够互动。这种思想的交融对创新至关重要，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英国伯明翰的月光社（Lunar Society）。

　　新技能出现助力欧洲快速发展

　　莫基尔还特别谈到了技能问题。因为工业革命的成功不仅需要发明新事物，还需要扩大生产、维护新技能。实际上，这种技能的稀缺成为了制约许多欧洲国家发展的因素。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在技能方面欧洲人是否优于其他文明？在1500年，我并不这样认为。如果真是如此，我会感到非常惊讶。毕竟，欧洲人前往亚洲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渴望获得中国或中东工匠制作的产品，比如丝绸和地毯。在1500年时，亚洲的工艺品在欧洲的需求并不显著。

　　到了1600年，我们开始看到初步的逆转迹象。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某些领域，欧洲人的发展速度确实快于其他地区。但到了18世纪末，这些差距已经缩小。

　　那么，这些技能是如何发展的？莫基尔提出的论点是：这些技能主要通过师徒关系得以传承。基本上，师徒关系是一对一的。“然而，师傅和学徒之间的契约在我看来就是一个非常不完整的契约。这种不完整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信息是不对称的，而且是不可验证的。这是一个非重复的博弈，所有合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可以反映出来。唯一能拯救它的就是信任。”

　　实际上，类似于技能市场的现象在17世纪，特别是18世纪的英国开始出现。因为行会在许多方面成为了限制因素，当其他欧洲国家希望采用新技术时，他们需要从英国引入新的技术人员。到1850年至1860年，英国工匠遍布欧洲，甚至延伸到俄罗斯，他们在当地建立了帝国，因为当地人可以购买机器，却不知道如何修理、维护或安装它们，当地人需要英国技术人员的帮助。

　　莫基尔最后提出，中世纪建立的公司间接且完全无意识地为一个拥有更多技能的大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这个大陆正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要解释现代世界为何呈现出这样的面貌并展示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这并非最近才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来探寻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而这些事情的发生往往是出于意外或非计划的结果。这就是意外后果的法则：你做了一件事，结果却引发了完全无关的事情。我们从未预料到，也并非出于任何意图，但结果就是这样。”莫基尔说，“我认为这是令人非常着迷的，因为它揭示了历史的偶然性：并非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是必然的，也不是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已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