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能源产业绿色产品的代表，中国的外贸“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欧洲颇为畅销，获得了消费者的广泛青睐。然而，近期西方一些媒体政客频繁炒作“产能过剩论”。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曾多次谈及中国新能源产业存在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美国政府还于2024年5月宣布在原有对华301关税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对自华进口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等产品的关税。具体来看，美国将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提高至100%、对太阳能电池的关税提高至50%、对锂电池的关税提高至25%。为从经济学角度起底“产能过剩论”的话语陷阱之源头与脉络，本报记者采访了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传播与组织领导系副教授安东尼·莫雷蒂（Anthony Moretti）。莫雷蒂表示，产能不断提升是新兴行业的必经阶段，但这一阶段并不必然导致“产能过剩”，中国政府也不乐见“产能过剩”。西方部分媒体和政客炒作的“产能过剩论”带有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违背经济学基本原理。通过与技术、安全等领域的大国竞争相关联，“产能过剩论”成为西方大国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最新质疑话术。

　　政府补贴与产能过剩并无必然联系

　　“产能过剩论”的表现之一是一些西方政客声称中国政府补贴导致了“产能过剩”。例如，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尚博在一次演讲中指责中国“产能过剩”源于“过度投资和中国政府广泛扶持”，称中国的产业补贴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这一比例是美国等国家的10倍。

　　谈及此，莫雷蒂首先从西方政客口中的“产能过剩”的定义入手进行了剖析。他对记者表示，从字面含义来看，“产能过剩”是指行业生产能力饱和且超出社会需要，最终造成供给大于需求的结构失衡状态。历史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煤炭、钢铁、页岩气等领域多次出现此类问题。在这些国家，当一些新兴行业出现时，似乎总要经历一个备受煎熬且绕不开的“去产能”阶段。然而，从如今的现实状况来看，这种经济现象并没有出现在中国新能源领域。今天，中国电动汽车等新能源产品在西方多国持续热销，众多发展中国家对此类产品的潜在需求依然巨大。换言之，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新能源产品当前的供给仍小于需求，也就是说中国新能源领域生产能力远未饱和。

　　莫雷蒂接着分析称，不能简单地把“产品平价”归因于“政府补贴”，也不能简单地把“高生产能力”等同于“生产能力饱和”。新能源产业是新兴产业，判断其产能是否过剩，应以企业产能利用率、库存水平和利润率为标准。一些媒体例如彭博社曾经指出，中国绝大多数排名靠前的汽车制造商产能利用率处于国际公认的正常水平。而按照“产能过剩论”持有者的论调，似乎任何国家都不应生产超出国内市场容纳能力的产品。“那么，按照这一标准，如一些国际人士所质问的那样，美国波音公司是否应该减产？美国种植大豆的农场是否应该限产？”莫雷蒂如此发问。

　　在莫雷蒂看来，部分西方媒体和政客炒作“产能过剩论”并将其与“政府补贴”联系在一起，折射出一些西方大国的“双标”逻辑。按照此逻辑，西方大国进行补贴是进行“至关重要的产业投资”，其他国家进行补贴则是“令人担忧的不公平竞争”。事实上，近年来，一些西方大国不断出台政策措施，扶持本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例如，2021年11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又称《两党基础设施法》），承诺提供75亿美元资金用于建设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2022年8月，又签署了《芯片与科学法案》，向美国芯片制造商提供约527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和税收等优惠政策，并要求接受美方补贴的企业必须在美国本土制造芯片。2023年4月，美国政府发布了《通胀削减法案》细则，公布了可以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名单。

　　莫雷蒂补充道，从经济学的学理角度来看，政府补贴与产能过剩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一国的禀赋包括许多要素，例如自然禀赋和制度禀赋，而补贴是其中具备能动性、灵活性的要素，不必然导致市场扭曲。事实上，任何国家要发展某个新兴产业，在初始阶段都会提供政府补贴。补贴是各国政府常用的促进企业发展的方式，它符合现代国家产业发展基本规律，与削弱自由贸易或垄断市场无关。

　　西方大国人为构建市场壁垒的表现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新自由主义主导了美国等西方大国的经济政策，这突出表现为提倡自由放任、自由贸易。有学者指出，如今，一些西方大国将其向其他国家出口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归功于“自由贸易”，却将别国向全球市场出口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称为“产能过剩”，这无疑是一种带有偏见的认知。

　　对此，莫雷蒂十分赞同。他从“自由贸易”概念的角度进行了阐释，提出“自由贸易”以强调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为特征，通常默认商家A与商家B之间是绝对的竞争关系。然而，过于强调“自由贸易”容易陷入“过度简化”陷阱，导致一种对市场竞争的偏激性看法，即放大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性，认为某一个商家在市场上的“风光”须以其他商家的“落寞”为代价，或部分商家的存在会扰乱、打破原有市场秩序——这种认知无疑是偏颇的。

　　莫雷蒂表示，当过度着眼于“自由贸易”为市场主体带来的益处时，市场壁垒就容易被人为建立起来，以阻止特定产品进入特定市场空间。“产能过剩论”是西方大国人为构建市场壁垒的表现，目的是消除中国产品在欧美市场脱颖而出的可能性。按照西方大国的逻辑，若每个国家都出于不向或少向他国“输出产能”的考虑，减少出口量，甚至“关起门来做生意”，那么市场应有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便无从谈起，这与西方大国宣扬的“自由贸易”理论自相矛盾。

　　中国绿色产业拥有综合性竞争优势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相关数据，2023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达510吉瓦，太阳能光伏占其中四分之三。2023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长全球领先，中国风能新增装机容量比上年增长66%，中国太阳能光伏新增装机容量相当于上年全球太阳能光伏新增装机容量。该机构预估，可再生能源将迎来快速增长期。在世界经济复苏步履蹒跚的背景下，以太阳能光伏产业等为代表的中国绿色产业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对此，莫雷蒂尤为认同。他认为，当前，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全球气候危机愈演愈烈，追求绿色低碳已经成为潮流所向，电动汽车在全球的发展方兴未艾。中国也不例外。然而，一个必须面对的事实是，从全球角度来看，太阳能发电基础设施的数量仍不足以满足需求。在此背景下，世界需要中国的清洁能源技术来应对挑战。莫雷蒂说：“鉴于此，中国新能源产品的产能几乎不可能过剩。”

　　莫雷蒂还指出，中国新能源产业等绿色产业所拥有的优势是一种综合性竞争优势，是市场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也是长期研发积累形成的先进技术、日臻完善的产业配套设施、超大规模市场、丰富人力资源等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被证明比许多耗油量大的传统汽车更为智能、环保。

　　“如今，人们正在目睹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生产成千上万廉价初级产品、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向生产高附加值的深度、绿色加工产品转变。这种转变的背后，凝聚着许多中国劳动者的心血，也汇聚着中国决策层的智慧。然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有意渲染中国产品的价格上升趋势，却对中国产品的质量优化视而不见。中国是否在创造全球市场追捧的平价高端产品方面表现优异？事实证明，答案是肯定的。消费者会自动被他们喜欢的产品所吸引，这符合市场规律。消费者一定希望用最实惠的价格，购买最为优质且绿色的产品。如果中国生产的产品带来了美国口中的‘标价冲击波’（令人瞠目结舌的高价所引起的波动），且消费者的‘购物兴奋感’因此而消失，那么中国产品不会在欧美多国畅销。”莫雷蒂如此说。

　　以学术为“外衣”的霸凌话术

　　一些国际观察人士指出，“产能过剩论”本质上是一种以学术为“外衣”的霸凌话术，是将产能等经贸问题泛政治化、泛安全化的表现。“产能过剩论”隐藏着西方大国例如美国电动汽车发展放缓的事实。为激发民众购买电动汽车的积极性，美国为自己设立了“到2030年建成50万个公共充电桩”的目标，然而，据美国能源部估算，目前美国仅有约16.8万个公共充电桩。这一数字背后，是美国电动汽车产业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

　　莫雷蒂谈道，由于缺乏合格劳动力等原因，美国相关工会一直对电动汽车产业持谨慎和保守态度。“美国本可以作出与中国相似的市场决定，将产业重点由原先强大的老牌传统汽车产业转向电动汽车产业。然而，现实中，美国并未选择这样做。也许是出于不屑，也许是由于傲慢，也许是因为无知，也许只是单纯的恐惧。这一切共同导致今天的美国成为短期思维的牺牲品，在电动汽车生产方面逐渐处于劣势。”

　　莫雷蒂接着阐释道，“产能过剩论”牵扯到国际关系中的“自私心理”。这种心理认为，如果自己无法成为“赢家”，那么就要采取行动阻止他人成为“赢家”，具体行动包括设置关税壁垒以及采取其他限制性措施。这些措施往往会以某种看似具有说服性的“说辞”和“话术”作为借口，例如最近的“产能过剩论”。如今中国已经在新能源行业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然而美国不愿承认其在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领域日渐落后的事实。当某个国家意识到自己在国际竞争中呈现落后势头、与以往相比处于较弱地位，或面对自身无力改变现实的挫败感时，保护主义的念头和措施很容易随之而来。

　　在莫雷蒂看来，过去三十年里，西方大国始终持有一种矛盾、犹豫而难以自洽的对华心理。一方面，这些国家认识到了中国的市场优势，希望继续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不希望与中国市场“脱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些西方大国通过开辟多种合作渠道，例如建立高层对话机制，试图从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充分地获得收益。另一方面，一些西方大国意欲遏制中国崛起，尤其迫切希望中国经济走向衰退，为此做出了构筑“小院高墙”、制造芯片联盟等举动。

　　莫雷蒂总结说：“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大国从内心深处相信，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只会为世界经济带来益处，而非损害。可惜的是，在现实中，当中国经济稍稍崭露头角或呈现出向上生长的趋势时，在一些西方政客群体中，乐观主义便会转变为悲观主义，以短视为根基的决策也会随之而来。相比之下，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来临之际，中国提出的‘新质生产力’这一术语不仅对中国国内产业意义重大，也将为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变革带来宝贵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