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6月28日发布的《2024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距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仅剩6年时间，但目前取得的进展与实现目标的要求仍相去甚远。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全球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国际发展体系迎来颠覆性变革，国际公共产品正替代官方发展援助成为促进国际发展的新形式。围绕国际发展体系的演变趋势，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肯尼亚非洲政策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丹尼斯·穆尼内（Dennis Munene）。

　　传统国际发展政策面临挑战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发展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对维系战后国际秩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援助对象逐渐从欧洲国家扩展至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穆尼内对记者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摆脱殖民统治的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的欠发达境况。在地区与全球层面上，双边与多边经济援助成为传统的国际发展政策。

　　然而，穆尼内表示，这些国际发展政策饱受诟病，因为一些西方国家在没有考虑当地的发展条件或需求的情况下，将其发展模式或发展的优先事项强加于被援助国。在地区层面，冲突频仍、政治不稳定、不平等加剧等问题阻碍了国际发展政策的有效实施。此外，大部分西方国家也因内部产生的问题感到援助“疲劳”，一些国家逐渐减少了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双边和多边经济援助。在全球范围内，诸如孤立主义、单边主义等反全球化趋势成为国际发展政策实践的最大挑战。

　　在此背景下，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开始反思传统国际发展政策，更加注重促进贸易、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和平发展。穆尼内认为，这种发展政策更具可持续性。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等国际公共产品都侧重于构建变革性的经济伙伴关系，将助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打破对抗政治与冷战思维的西方叙事

　　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倡导的共同发展叙事不同，西方不断提出灾难导向性叙事，同时抹黑、打压中国，试图遏制中国发展。1994年，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长篇封面文章《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认为，要了解未来50年将影响世界的决定性事件，人们首先必须了解环境资源稀缺、文化和种族冲突、地理因素的重要作用与战争转型等问题。卡普兰提出，环境问题应被视为21世纪的重大国家安全问题。未来50年人口的增长将加剧疾病的传播、森林砍伐、水土流失、水资源枯竭、空气污染和海平面上升等问题。这些事件将导致大规模移民，进而引发群体冲突。穆尼内表示，一些西方国家一直在指责中国开采经济伙伴尤其非洲大陆经济伙伴的自然资源，同时认为一旦这些自然资源枯竭并因此爆发冲突，中国就是“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因素，这显然是无稽之谈。

　　1996年，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了后来一直在国际政界和学术界争论不休的“文明冲突论”。在亨廷顿看来，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是现代世界冲突演化的下一个阶段，而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

　　穆尼内认为，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可以打破这种延续对抗政治与冷战思维的西方叙事。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些价值观都是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遵循。中非合作论坛就象征着文明之间的合作，而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

　　2012年，美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认为，一个新兴大国必然会挑战守成大国的地位，而守成大国也必然会采取措施进行遏制和打压，两者的冲突甚至战争在所难免。穆尼内表示，这意味着美国和中国必定会发生冲突，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正在通过走和平发展道路来驳斥这一观点。对中国而言，和平发展不是少数国家或特定社会阶层对发展的垄断，必须是共享的繁荣。正因如此，中国正在帮助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在和平共处中实现繁荣。

　　近几年，为遏制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等领域的优势，一些西方国家鼓吹中国“产能过剩”。今年4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时曾表示，中国的工业产能过剩，尤其是绿色能源领域的产能过剩，正威胁着美国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等产品零部件的生产。穆尼内表示，这种叙事是为了保护美国国内市场，而不是对减少全球碳排放的关注。此外，中国正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生态文明理念强调，技术和科学的发展必须以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前提。国际秩序正处于动荡变革期，西方民粹主义崛起、气候变化、国际冲突不断、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恐怖主义活动猖獗，而中国所倡导的生态文明理念将有助于稳定世界秩序。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习近平主席提出，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穆尼内表示，这些主张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除此之外，伪多边主义强化了西方霸权，而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标志的真正的多边主义更具全球视野，使南北半球的联系更加紧密，穆尼内补充说。

　　发展政策的制定需深入了解当地

　　当前，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工业机器人、机器学习等各种新兴技术飞速发展，在全球发展政策与实践领域形成了知识鸿沟。穆尼内认为，这些技术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机遇，可以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大多数传统和非传统挑战，为粮食安全、医疗保健、金融服务和气候变化等一些紧迫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然而，由于缺乏专门知识，现有技术进步的红利不能被充分利用，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如此。

　　在穆尼内看来，有些发展政策的制定往往没有深入了解当地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情况，从而导致干预措施的错位。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成员国因不了解非洲的经济问题，设计了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这样一个无法刺激增长的项目，对非洲大陆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非洲整体经济的停滞并带来破坏性的社会后果。此外，世界机构普遍认为非洲经济体处于同样的发展水平，正在经历类似的问题。这些认知都偏离了非洲的现实。

　　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和维持有效的治理结构，也存在着知识鸿沟。穆尼内解释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与阻碍其发展的腐败问题作艰难斗争。根据联合国的数据，非洲每年因非法资金流出至少损失5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源于腐败。腐败问题使非洲大陆很难实现粮食安全、健康、社会福利提高和整体人力资本发展，急需有效的解决方案。

　　穆尼内表示，未来全球发展议程可能会受到诸如技术进步、地缘政治动态、气候变化和环境可持续性、工业发展、经济形势变化（如失业率攀升、通货膨胀、衰退、萧条、复苏等）和公共卫生危机（如新冠疫情）等关键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将改变国际发展政策的游戏规则，影响21世纪全球社会的发展。

　　对此，穆尼内呼吁，国际社会需要推动建设平等有序的多极化世界，以实现共同发展。产业发展、科技进步、贸易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政策要立足于相互尊重、团结一致、合作共赢、开放、共同繁荣等原则，这样才能确保任何国家或社会不掉队。此外，由于气候变化的破坏性影响、反全球化趋势以及世界各地持续不断的国家间和国家内部冲突，国际社会需要进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以建立一个对各方都有利的、有韧性的、反应灵敏的全球治理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