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外部世界难以把握的当下，许多人对王阳明“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修心”理念产生兴趣，从中汲取自我实现的精神养分。阳明学是中西哲学特别是精神实践哲学交流对话的一个媒介，人们可借此更好地了解中国与西方文化的人文精神传统，增进彼此理解，促进文明互鉴，从而助力共建和谐的世界文明新秩序。如何理解阳明学的当代价值？东西方文明交流存在哪些破局难题？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王阳明哲学德文专著《“有学问的无知”或“良知”——库萨的尼古拉与王阳明哲学比较》的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大卫·巴拓识（David Bartosch）。

　　中国传统哲学蕴含可持续发展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中国人对人生、自然和社会的理解与探索，在今天仍富有启迪意义。从当今世界的视角看，中国传统哲学中包含哪些极富特色的思想？

　　巴拓识：中国古人把天地万物变化视为一种相互交织的生生不息、不断演进的过程。一切生命存在以及大气和水文现象等都可被视作气的表现，而气被认为是一种普遍、无边界的潜能与生命力量，存在于万物之中。这种观点源自阴阳家，在中国古代礼乐文化中有所提及，在中国悠久的医学传统中也有体现，如《黄帝内经》涉及人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类比。道家和其他思想流派也对此进行了阐释。气被理解为一种流动、永久或者说基础的能量动力，是所有有机存在、环境变化过程以及生命形式演化的最基本因素。基于此，宋代思想家张载发展了其整个哲学世界观。明代思想家王阳明也强调“一气流通”的本质，对他来说，这意味着观察宇宙整体核心发展过程所用到的方式之一，即难以言喻的“大道”。这实际上是将儒家、道家和佛家的传统联系在一起。气被视为人们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参与生命过程转化的食物以及电磁和电化学过程的基础，也被视为代谢过程、物种间和人际关系、思想及主客观感受的根源，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所有人的“一嘘吸”。

　　此外，所有与宏观和微观生物体相关的生命过程与变化及其所处的整体环境，都存在于一种振荡的因果关系和互补且同步交互的关系网之中，这被中国古人归纳为各种阴阳概念。在我看来，在今天，这一语境中最有价值的想法之一可能是“天人合一”，因为它关涉将人类重新整合到地球或者更确切地说宇宙的自然循环过程中。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实现人类长期可持续发展，确保子孙后代生活幸福。今天，这种对古代中国世界观的普遍理解可与新兴的科学知识体系相对应。例如，现代地球系统科学和量子生物学方法得出了一种类似的以生命为中心的总体宇宙观。即我们称之为生物圈的全部生物系统与大气圈、水圈、磁圈等行星功能系统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更大的系统，其中无生命物质也是生命过程和能量转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当今语境下，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创造一个新的跨文化与多文明的思想基础，这个基础应当涵盖人类所有文明提供的思想传统。因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国各种传统哲学思想中学习并获得宝贵的启示，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以及其他思想流派。经过认真研究，人们会发现许多相通点和共鸣点，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将古代中国智慧和当代智慧转化成当代哲学、系统理论以及对人类生活各个方面作出的科学解释。

　　阳明学研究架起东西方交流桥梁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王阳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阳明学最重要的思想是什么？

　　巴拓识：从幼年开始，王阳明就努力发展并提高自己的能力。他告诉老师，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在朝廷中获得一个好官职，而是成为一个圣人。这个理想体现了王阳明追求成为一个在道德和艺术上完美的存在。王阳明相信，每个人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他的哲学反映了这样一种实践性的完善自我的方式。王阳明在多个领域有所建树，他是一位诗歌奇才，是一位高水平的书法家，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将军之一。最重要的是，他凭一己之力改变了当时正统儒家学说的哲学基础，即将儒家、道家、佛家和其他中国思想学派的最重要元素融合到一种新的全面、实用的方法中——创立了“阳明心学”。

　　19世纪以来，他的思想对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他的卓越见解使他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伟大思想家旗鼓相当。在他的巨著《传习录》中，甚至可以找到为当今时代的跨文化交流提供切入口的段落。从哲学角度看，王阳明关于“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论述达到了与西亚和欧洲世界一些最伟大思想家同等高度的智慧水平，而且没有知识神秘主义或过于抽象的表达，语言朴素平实，易于理解。我认为，王阳明的思想展现了极高水平的哲学智慧，同时也极具生活导向性和实用性。因此，为了欣赏王阳明思想的深度，有必要在更广泛的跨文化语境中展开讨论，即在跨越文明的思想对话中理解它。

　　同样重要的是，我认为王阳明非常有远见，因为他看到，他那个时代的儒家意识形态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并没有实现孔子和孟子的真正意图，而人们对这些观念的追捧会给自我发展和创造力带来破坏。他强调，在知识转移的意义上，与朋友和学生共同学习的经验构成了一种“卜筮”行为。这个比喻激励人们创造性地探索宇宙存在的最深层，而这只能在友善、等级制度不那么严格的学术环境中实现，这样才不会阻碍创造力和思想探索的进一步发展。从科学社会学的现代视角来看，这种观点仍适用于当今的原创性科学研究。我们需要接纳和培养年轻一代的自我价值，避免为了争取职位或学术地位而不负责任地消耗年轻学者。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学术界仍然可以从学习王阳明思想中受益。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跨文化角度看阳明学与西方哲学的异同，据您了解，西方比较关注阳明学的哪些方面？在您看来，阳明心学研究可以成为东西方交流的一种文化符号吗？

　　巴拓识：在我的专著《“有学问的无知”或“良知”——库萨的尼古拉与王阳明哲学比较》中，我提供了关于东西方研究的一种新视角。我以王阳明和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博学家、政治家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的哲学思想为基础，对二者进行了深入对比分析，探讨了不断演变的中国和欧洲思想文化之间的主要差异及相似之处。为此，我设计了一个全面的跨文化系统框架，这个框架表明，这两位思想家都拥有最高层次的思维水平，我称之为基础逻辑（德语为Grundlogik）。

　　此外，尽管王阳明和库萨的尼古拉在哲学传统上没有任何形式的联系，但他们都以“问题视野”讨论了有关人类存在的基本主题，包括创造性、意识、传承能力、难以言喻性、知识与洞察、自我完善、道德和爱。观察这两位思想家如何从各自不同且不相关的文化传统背景中探讨这些哲学主题，是非常有趣的。这样深入细致地分析两种历史哲学视野，也让我们看到双方各自的新面貌，离开这样的系统对比，这些新面貌难以凸显。

　　从当代视角来看，单独考察世界各文明的哲学基础已经没有太多意义。同时，新的比较视角应该比以前的非比较视角更深入、更细致。我所说的不是没有任何方法论基础的肤浅比较，而是必须精准推进发展的跨文化的推理新维度。从阳明学来看，对上述每个主题的研究都可以成为东西方交流的重要途径。因此，我在其他哲学著作中也经常提到王阳明的思想，例如，探讨儒家教育更深层次的核心，或者进一步进行跨文化或“横向”学术研究，如普罗提诺和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中对生命作为宇宙现象如何理解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阳明学提倡“知行合一”“致良知”。有学者认为，阳明学是以道德良知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对解决当今世界道德滑坡、唯利是图、物欲横流的非人性化现象来说是一剂对症良药。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评价？

　　巴拓识：从分析的角度来看，我不愿意将王阳明的哲学归类为“理想主义”。即使我们在这里将“理想主义”作为一个比较范畴，阳明学也不适宜被归类为这样一个范畴。王阳明对“心”这一概念的理解与西亚或欧洲传统思想中可能的思考角度或理性概念并不完全相符，他处于将人视为“五行之秀气”的传统之中，在这方面可以参考《礼记》。这才是王阳明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物”的原因。“心”始终与我们“自己”的身体视角相结合。换句话说，它是有限个人经验的本能反应和指导意识，是普遍潜能流动的方向意识，正如前面提到的“一气流通”。对于王阳明来说，良知的更深层、全方位的智慧，即“心之本体”，内嵌于这个“太虚”的“普遍潜能流”之中，从这里不断涌现出生命的各种形式和过程。人类意识及其载体从根本上是无法分开的。

　　通过全面自我意识的展开，也就是通过培养我们对所遇到的人、对所有其他形式的生命乃至支持生命存在的自然功能系统（山脉、河流、空气、海洋等）的感受和情感，我们才能充分地与宇宙保持和谐。王阳明的使命是展示和反思如何通过实践来重新整合人类的本性。要想始终与人类意识的最深层保持完全一致，并通过“思想”（知）和“事”来显现，意味着要始终做正确的事情，即与相应情况保持一致，并以有益于天地万物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采取行动。

　　人文学者的共同意识和共同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应如何对王阳明思想中蕴含的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以全新的姿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从而推动实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的美好愿景？

　　巴拓识：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如果我们不尝试真正深入理解和欣赏他人的文明传统，就无法真正和深刻地理解、欣赏和滋养我们自己的文明传统。作为一名德国学者，研究王阳明也帮助我发现了欧洲哲学传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文明对话和跨文化分析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维度，也增加了其复杂性，使其变得更有挑战性，也进而激发了新的、更深入的见解。因此，我们必须进行比较，分析文明的差异、不同的历史与传统背景以及文明的亲和性，并将我们所处的观察者位置及研究对象的相关背景与之联系起来。

　　在我看来，仅仅通过一些西方中国学家的翻译著作来阅读中国作品是不可取的。外国学者必须有能力研究原汁原味的中国文本以及其他文明传统的原始文本，克服语言障碍，真正从这些文本出发，系统地发展跨文化的整体观点。这无疑是一项非常艰巨且具有开创性的任务，只有那些真正想要了解和理解其他文化的人才会这样做，毕竟这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遗憾的是，当前的大学体系不太支持这样的工作。今天的青年学者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得不注重产出数量，还要分散注意力从事其他事务，很难专注于高质量的科研工作，缺乏足够的时间来培养和发展深刻的见解，写出更加有价值的书籍。此外，在许多大学中，受到普遍关注的是与自然科学、技术乃至商业活动相关的专业，人文学科的发展面临困难甚至受到阻碍，这跟当下全球人文学科中不同形式的知识生成和话语体系尚未得到充分的理解与认可有关。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并为中国思想文化在全球的传播创造新的基础，青年学者需要精通中国哲学传统，以及至少一种其他哲学传统，如德国哲学。对跨文化哲学传统的掌握与高水平的外语能力密切相关。如果想把王阳明的深刻思想放置到德国哲学的背景中去讨论，他们也需要对德国哲学有非常深入的理解，需要具备阅读和翻译原始文本的能力。作为一个以中国和德国哲学传统为重点，同时关注其他思想传统的跨文化哲学学者，我尽可能地推广和引用中国思想经典，特别是阐释王阳明思想与当下哲学讨论的问题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在不同文明传统的平行研究开展多年后，当代哲学研究者需要关注的下一步研究重点。

　　在未来的某一时刻，通过确保方法层面的系统化，我们会很自然地把不同文明背景和时代的各种思想家置于同一背景下，与一般的哲学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讨论。我认为这是多极世界中哲学发展的未来方向。与其回避历史和历史哲学的启示，我们不如以系统化和最深刻的方式把它们都包含进来。以我个人为例，我对王阳明著作的引用不仅是为了推广中国思想文化，我还要阐明王阳明的思想使他有资格成为世界哲学史上的伟大思想家之一。毫无疑问，在多元文明传统交流的背景下，王阳明的思想是未来哲学论述中的支柱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在世界各国引起热烈反响。您如何看待这一倡议？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您有什么看法？

　　巴拓识：我认为，全球文明倡议的雏形可以追溯到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习近平主席强调，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这种提法非常及时，也引发了广泛关注，因为这反映了人类文明进步的不变真理：当我们真正研究文明的历史时，就会意识到，文明的进步需要文化交流与融合，需要彼此建立互信和友谊，以及不断地相互学习。今天，我们必须使这一真理成为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中人文学者的共同意识和共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