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国经济新政策，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与高度重视。不少海外媒体与国际学者纷纷表示，作为中国政府推出的一种高效能生产力形式，新质生产力不仅将利好中国自身，也将使全世界从中受益。为从国内外层面探析新质生产力提出的背景、意义与影响，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荣休教授、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访问学者唐迈（Michael Dunford）。在唐迈看来，新质生产力作为经济学新术语的出现，是习近平主席结合内外部形势，从中国经济战略高度出发进行深入研判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现代化经济体系拥有卓越规划能力的体现。新质生产力的落地实践，将为中国经济注入不竭的发展动力，也将为全球产业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新质生产力理论推出恰逢其时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全国两会上，“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被首次列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并作为2024年政府十大工作任务之一。您对此作何评价？
唐迈：应当说，今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充分彰显了中国攀登全球科技高峰的决心。当今，席卷全球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涉及新产业和尖端技术的发展——新能源、量子计算、电动汽车、人工智能、新型传感器、无人机技术、卫星通信、航空航天和生命科学。因此，在这个特殊时刻，新质生产力的正式推出可谓恰逢其时。
事实上，早在“十四五”规划中，中国就明确提出要调整供给侧结构，推动产学研融合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产业转型，使科技在新工业革命中发挥引领作用等。如今，中国的目标是进一步对国内经济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种转变不仅将重塑传统工业部门，还将打造新型城镇化，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从而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
除了将“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列为2024年政府工作任务首位，2024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还通过其他新举措向社会释放出中国实施积极经济政策的明确信号。例如，为系统解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一些重大项目建设的资金问题，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今年先发行1万亿元。
展现出高度的理论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几年来，全球经济持续面临复苏滞缓、增长乏力的低迷形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分析，2024年这一形势仍将继续。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对于中国经济的战略规划有何世界意义？
唐迈：当前，全球经济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动力。许多发达国家长期处于经济停滞状态，这种颓势反映了西方经济增长机制中存在隐患。此外，除中国以外的“全球南方”和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着债务危机，而始于2019年的新冠疫情大流行加剧了这一状况。鉴于此，中国于2023年实现GDP5.2%的增速应当被视为一个积极而可贵的经济成就，这一成就符合其长期国家发展目标。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和最大的出口国，中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发达国家进口量减小的外部冲击。为了应对这一国际形势，中国采取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重大战略部署，并将全球贸易目标从欧洲和北美转移到“全球南方”。
值得各国借鉴的是，面对经济增长放缓，中国政府通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选择了可持续、包容性的高质量增长，而非一些国家追求的数量导向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这一术语彰显了中国领导层极大的国家事业发展决心和高度的理论创新勇气。经济结构转型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即使中国的目标是“先立后破”，但这个过程也绝非一帆风顺。重要的是，在实现结构转型的进程之中，中国不允许短期困难使经济偏离正常轨道。
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些学者认为，在中国经济面临产业转型需求的今天，新质生产力被视为中国试图提振国内经济的最新举措。您对此如何看待？
唐迈：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包括出口工业、房地产行业、互联网平台经济等。然而，昔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因素已经不再适用于今天中国社会的新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局限性。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推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并高度重视制造业这一计划。
首先，出口工业涉及有关初级产品、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低技术、低报酬和劳力密集型加工及其再出口，但在很多情况下，一些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较小。如今，新质生产力提出后，中国制造业的目标不是放弃原有的传统生产方式，而是对其进行升级与改造，进一步提高生产率，并结合数字技术等前沿技术，加强供应链之间的相互联系，使其更加绿色环保。
其次，房地产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当前也面临着持续低迷等问题。一是房地产企业债务激增，产生了严重的金融风险。二是市场投机导致了住房成本的上升，这种投机以土地价值的非法利用为手段，而非生产性投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针对房地产企业提出的“三道红线”。
最后，互联网平台经济在近年来中国的新兴经济模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一些大型互联网平台公司利用垄断地位赚取高额利润，并吸引大量资本，这些资本原本可以更有效地用于其他行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意识到，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互联网平台公司的垄断行为。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与中国的上述综合考量密不可分。为改善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环境问题和局部不平等现象，中国指明了一条以绿色发展、共同富裕、公正均衡等为特征的现代化新路。而如今，中国将目光投向了以高生产率为目标的产业体系创新，进一步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应对外来风险的有效措施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今，美国等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最大威胁和竞争对手，并采取了一系列以科技战、贸易战等为特征的经济遏制策略。在这一背景下，您认为新质生产力对于提高中国的经济自主权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
唐迈：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也是基于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考量，即中国面临着旨在破坏其进步的贸易和技术限制。近年来，美国不断加大对中国的经济遏制力度，并寻求限制中国获得重要的中间产品和设备产品，如高端半导体和光刻设备。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新冠疫情大流行、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气候事件频发等其他全球性风险依然持续，中国必须增强高水平科技自力更生能力。
2024年1月，应美国政府要求，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ASML）吊销了中国两款光刻机（NXT:2050i和NXT:2100i）的出口许可证，这两款光刻系统被认为具备制造7纳米芯片的能力，可能在未来几年用于5纳米芯片工艺，这对中国的半导体工业进步构成了严重阻碍。事实上，中国早已在全球芯片生产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发布的《世界晶圆厂预测报告》，2023年全球半导体晶圆产能达到了2960万片/月，而中国的晶圆产能则达到了760万片/月，约占全球半导体产能的25.7%。
除了半导体行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发起了一系列其他领域的对华技术管制，意在防止中国访问前沿尖端设备及其重要应用。假若中国找不到解决方案，这些限制将产生新的技术鸿沟，并将加剧那些对中国发展不利的制裁形势。
过去，日本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度接近美国，许多行业的技术已达到前沿水平。然而，当时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技术限制措施打压其进一步经济发展，日本最终屈服于外部压力，结果导致了三十年左右的经济增长停滞。
中国认识到，如果能够在当前的工业革命甚至下一次工业革命中占据领先地位，那么在未来，即使一些西方国家为了一己私利拒绝分享知识，并肆意实施商品、服务或贸易制裁，中国依然会拥有强大的科技自力更生能力以减少外来风险带来的经济脆弱性。在这方面，中国找到一个切实有效且对于广大“全球南方”也至关重要的应对措施，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始终强调向他国平等、友善地分享技术，而非实施类似西方国家发起的限制性措施。
为新一轮的全球技术竞争做足准备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地位。在您看来，新质生产力将产生怎样的全球效应？
唐迈：中国现代产业的初步发展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后经历了一系列生产力变革。这种转变固然重大，但当时的中国经历的是追赶型工业化，即吸收和运用与早期工业阶段有关的、在国外已经成熟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方式。这一方式局限于初级产品加工与生产。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伊始，中国逐步成为中间产品的重要组装、加工和出口国，在全球工业体系中的地位日益显著。
曾经，中国的轻工、纺织、服装、机械等传统行业在全球最为知名。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开始专注于提升低附加值产品和低技能制造业的技术含量，并逐步改变曾经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从属地位。如今，中国经济在自身设定的道路上实现了一次又一次质的飞跃。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向全球价值链上游不断移动，从最初进口组件、电子产品组装成功转向自主技术研发，从而以一种更独立、更深入的方式参与到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网络之中。近几年，中国一些知名民营企业为全球技术突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原创性贡献，华为的5G技术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当前，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形成，世界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之际。中国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表明中国正在为新一轮的全球技术竞争做足准备。18世纪中国曾经错过了早期工业革命，这导致她一度在全球供应链中被分配到较低生产力环节。但今天，中国不愿再错过新的工业革命，尤其是在中国有能力为全球产业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决定着中国对现有生产力的采用方式，这与中国对现代化进程的选择相伴而生，一道使新时代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