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如何确定全球卫生的通用定义,从而明确全球卫生战略目标并对有关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美国爱荷华大学公共卫生助理教授奥卢瓦费米·阿德阿格博(Oluwafemi Adeagbo)等人在“对话”网发文表示,“全球卫生”这一概念植根于西方社会对“人”的定义和区分。在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下,欧洲人的卫生习惯被视为常态或标准,而非欧洲人的行为模式则被描述为异常或不如欧洲人。要让全球卫生事业的发展真正惠及全人类,首先需要解决全球北方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学者之间的权力不平等问题。阿德阿格博等人认为,推动全球卫生领域导师制去殖民化、在文化方面保持谦逊、建设平等的南北合作伙伴关系是推动全球卫生项目有效落实的关键。
在阿德阿格博等人看来,导师制是促进各国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在知识传递、技能培养、支持性专业环境建设等方面开展密切合作的框架,是推动全人类共同实现健康公平的基石。然而,全球南方国家在推行互惠互利的导师制过程中遭遇多重挑战。原因之一在于,导师制往往具有层级性,给全球北方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间的跨文化学习与知识交流带来了阻碍。全球卫生研究领域的导师大多来自全球北方国家或高收入国家,往往被认为更具学术公信力。全球南方国家的研究人员则通常被认为缺少开展公共卫生项目及相关研究的技能或经验,需要借鉴全球北方国家学者的经验来获取这方面的知识。
阿德阿格博等人还观察到,殖民统治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教育体系和研究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研究人员不敢质疑学术前辈,制约着全球南方国家学者的批判性思维和学术创新,也不利于培养有益的导师文化。此外,层级结构还普遍存在于全球北方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知识交流和卫生资源分配中。例如,2022年2月,欧盟在第六届欧盟—非盟峰会上反对允许大多数曾为殖民地的非洲国家生产新冠疫苗仿制药。
全球北方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学术合作亦存在权力不均等的情况。尽管由艾滋病、疟疾等疾病造成的沉重社会负担主要是由全球南方国家承担的,但大多数重要的全球卫生研究机构却设立在全球北方国家。将各国学者汇聚一堂、分享创新成果、搭建人际关系网络的学术会议也通常在高收入国家举办。阿德阿格博等人表示,由于签证、交通及财政上的制约,能够亲临有关会议现场的全球南方国家学者并不多。因此,他们难以在全球卫生领域发挥独特作用,更不用说占据优势地位。
阿德阿格博等人认为,以谦虚和共同学习为特征的学术环境有助于打破根植于殖民历史的南北权力不平衡。在更具协作性和互惠性的动态导师制度中,导师是学习的推动者,而非知识的分配者;学生是积极的贡献者,而非知识的接受者。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突破殖民思想的束缚,充分考虑各利益相关方在不同背景下所具有的能力和能够发挥的专长。例如,全球北方国家的学者更熟悉各项技术的前沿动态,而全球南方国家的学者更清楚新技术在当地社区的应用情况。综上所述,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学者应对在职业发展道路上面临的独特挑战,有助于缩小世界各地在卫生方面的差距,激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学者加入改善全球医疗卫生服务的行列。(刘雨微/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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