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神经末梢。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的战略布局。这不仅为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体系明确了意义方向，也为深度推进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落实、落细搭建了实践路径。基于科技发展和社会变迁叠加的当代中国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擘画着数字化战略与数字化能力完美结合的高质量蓝图。数字化战略重在利用数字化技术优化基层治理组织、整合基层治理资源、健全基层治理机制的战略布局；数字化能力旨在有效应用和共享数字技术，包括更新硬件和软件，以及数据分析、网络安全、数字营销等技能。从学理上澄清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为数字化转型赋能基层治理提供理论支撑是重要的现实课题。

　　时代动因 

　　“随着互联网运用普及和大数据等技术快速发展，国家治理正逐步从线下向线下线上相结合转变，从掌握少量‘样本数据’向掌握海量‘全体数据’转变，这为推动治理模式变革、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是历史的必然。技术驱动、需求驱动、战略驱动是助推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三大时代动因。

　　第一，技术驱动为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存在论基础。数字是人类以概念方式感知世界的话语表达，是人类实现社会交往和选择生活方式的存在论基础。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数字化文明新形态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人类对自身生存方式数字化的一次变革。以“数据—算法—算力”为核心的数字时代，使人类普遍处于“彼此联结的计算机之间的数字信号交换中”的生存现实，为推动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强大的存在论基座。

　　第二，需求驱动为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规范了价值论取向。我国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地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较为突出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神经末梢的基层社会治理必然面临着“公平、均衡、优质”等区域性差异的复杂需求，数字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能不同程度地规范和满足基层治理区域性差异化协同的价值论取向。

　　第三，战略驱动为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布局了整体性蓝图。从国家数字化的战略高度，把脉“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发展意蕴，是党和政府守正创新的长期战略。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0年3月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为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市场规则，完善数据要素治理体系，国务院于2022年6月出台《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为统筹推进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2年12月印发《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到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中明确提出数字中国建设“2522”整体框架布局等聚焦于国家战略层面的过程性、系统性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为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布局了整体性驱动蓝图。

　　多重优势 

　　伴随着基层治理场域的风险性、基层治理信息的繁杂性、基层服务需求的高标准化，亟须数字化赋能推动基层治理效能的帕累托改进，以发挥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的多重优势。

　　第一，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的整体性。通过数字技术的运用，可以破解各部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和信息壁垒的难题。基于纵向层面，依托数据库和互联网技术，上级政府可以通过建立新型信息平台与基层政府建立有效联系，及时了解和监督基层政府治理工作，数字化的嵌入推动了纵向层级之间沟通的实时性、便捷性。基于横向层面，将数字技术嵌入社区治理，各基层社会治理主体通过信息平台实现有机整合，并通过“网格化+网络化”的双重赋能，推动环保、房管、消防、卫健等主体下沉社区网格，进而实现从传统的线下治理到“双线联动”，提升了基层治理场域中制度运行的刚性和多元主体合作的韧性。

　　第二，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的协同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纳入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理念的重大创新。基于数字赋能视域，基层政府能更有效地与社会组织、居民等多元主体开展协同合作。一方面，通过数字化信息平台，居民能以线上形式实现“社情民意”的自我表达，同时对基层治理服务进行咨询和监督，有效提升群众公共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基于互联网平台构建基层治理生态系统，能够吸引社会组织、物业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不仅对物业管理、社区社会保障与社区福利等传统的社区事务实现有效治理，还能够延伸到电信诈骗、隐私泄露等线上问题的快速处置，确保多元主体一体发力，实现“1+1＞2”的协同效应。

　　优化路径 

　　提升数字化战略与数字化能力完美结合，实现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集成创新，可遵循以下优化路径。

　　第一，加强数字思维培训，提升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理念。其一，加强数字思维培训，深化以人为本的数字化治理理念。针对基层工作者，重点加强数字治理的理论学习和数字技术的实操培训，推动基层治理从“管控”向“智控”转变。同时，建立完善的反馈监督机制，不过分追求“数字业绩”，以技术服务治理，始终将人民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作为考核标准，着力满足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重利益诉求。其二，多元协同治理，深化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吸引多元主体参与数字化治理场域，整合社会资源，确保社会治理过程人民参与、成效人民评判、成果人民共享。

　　第二，优化顶层设计，推动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一体化建设。面对“信息孤岛”“数据烟囱”等难题，通过顶层建设强化基层数据资源共享的制度保障，推动数字治理一体化建设。其一，加强基层治理数字化的整体性规划。由各区市的大数据管理局统筹规划，完善基层数字化治理“一张网”建设的架构和模式，各职能单位在规划的指引下经审批立项实施，为基层治理数字化提供行动指导和工作指南。其二，健全基层治理数据共享的制度体系和技术规范。在“一张网”的架构布局下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数据整合共享的体制机制，明晰相关部门的工作责任，确保各级部门事权与数权的统一。同时，加强数据标准化制度建设，推动智能终端和平台建设的统筹规划，避免“数字资源浪费”。其三，建立健全基层数字化治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充分借鉴全球基层数字化治理相关经验，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因地制宜建立多维度、全方位的基层数字化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引领基层治理数字化的发展方向，着力提升基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

　　第三，提升数字素养，夯实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主体能力。“数字鸿沟”造成的民众参与程度的差异，导致数字治理的“马太效应”。为此，相关部门应坚持因地制宜，提高基层人民群众的整体数字素养。其一，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治理的大众化。通过搭建通信、电力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推进“一网”“一台”“一库”“多应用”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全民关于基层治理数字化的实践能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数字治理带来的便利。通过讲座、宣传手册等普及数字教育，拓宽群众参与基层数字化治理的渠道，培养人民群众数字治理的理念和认知。其二，建立健全人才培养引进机制，推动数字治理的专业化。一方面，健全高校数字人才培养机制，设置高质量的人才培养方案，培养专业性的数字化人才。另一方面，建立“引育并举”的人才政策，通过多重激励机制吸引数字治理人才参与社会治理，最终实现高端人才为塔尖、专业人才为塔身、实用人才为塔基的金字塔模型，为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创新发展培育主体能力。

　　（作者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苏州大学地方治理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