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指数研究院院长,华东政法大学中外政治制度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比较政治的学科建设、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指数构建与制度性话语权研究等。
在异化劳动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用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制造财富不平等的本质原因。由于剩余价值剥削的存在,共同富裕在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将共同富裕作为实现社会公正的价值选择。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探索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建设路径,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实践和目标辩证统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角度对共同富裕进行科学的概括。
智能革命带来的技术加速与社会加速可能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并可能改变现有的劳动剥削形态。智能革命会对产业的横向与纵向劳动者形成全方位的替代,并进一步降低劳动和土地在生产中的比重,形成收入上的不平等。收入不平等会进一步造成社会不平等,引发数字时代的“社会排斥”。智能革命通过加速全球化的形式使劳动剥削进一步向全球扩散。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智能革命可以强化资本家的议价能力,造成劳动者在全球经济联合体中面临多重冲突。劳动者不得不通过妥协实现物质条件的改善。
在金融资本和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环境中,智能革命带来的数字剥削产生了数字劳动异化,并进一步将劳动者和用户简化为商品。算法重组了工作和劳动的关系,使“数字无产阶级”沦为数字机器和物理机器的结合体。在算法的控制下,个人塑造了一种文化的幻想,并从“他者剥削”向“自我剥削”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过程与劳动结果相分离。数字劳动异化将剥削从单纯的肉体剥削拓展到对情感的剥削,并刺激劳动者以“躺平”的方式逃离异化劳动。
但是,从“消灭私有制”的终极叙事来看,智能革命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智能革命催生的共享经济和数字经济,为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条件。共享的理念可以摧毁私有制与资本逻辑主导的所有权概念,从而为新时代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创造新的条件。智能革命可以增强国家精准治理和调节资源分配的能力,应对资本主导带来的空间非正义问题。算法对信息的汇总以及民众数字素养的提升可以增强个体的政治参与意识,解决长期存在的共识难题,增加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智能革命还可以增强社会信息处理能力,减少信息缺失导致的失灵现象。多元的算法竞争可以将社会生活数据化、精细化和算法化,并为社会提供必要的信息。
智能革命建立起的共同劳动是克服数字劳动异化的关键。共同劳动可以重新建立劳动者与劳动的物质条件之间的统一,可以在实现物质积累的同时满足精神文明的需求。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共同劳动可以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共同劳动的共享性特征意味着使用价值最大限度的扩大。每一个个体都可以通过劳动实现自我情绪的满足和自我价值的达成。在共同劳动的过程中,个体可以用欣赏的眼光和充满诗意的语言达到“诗意栖居”的状态。共同劳动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智能革命不仅为人的解放节约了劳动时间,还为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可能。只有通过智能革命实现对现有劳动的重塑,人类社会才能真正将劳动视为解放人的手段。只有通过智能革命节约出时间,个体才可以进行更加充分的自我规划和自我选择,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面对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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