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政治学教授。研究涉及民主与治理、语言学理论、公共生活中的宗教与世俗化等。较有影响的论著包括《一种政治生活：汤姆·潘恩传》《暴力与民主》《民主与媒体的堕落》《民主的生与死》《选举的未来》等。

　　我想以“现代性与专业知识——西方视角”为题与大家简要谈四点。

　　首先，我想谈谈“专家”和“专业知识”这两个关键术语的历史，其不断变化的含义及其与善政所需要考虑的因素之间的关系。在19世纪的欧洲，专家指的是有知识、对世界的事实有充分把握、了解现实的人。可以说，专家是真相、真理、事实的载体与代表，以此来反对平庸无知者的统治。例如，在反思工人是否应该有投票权时，穆勒建议，非技术工人应该有一票的投票权，而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应该有六票的投票权。其整体观点是，专家是无知者统治的障碍，是圣徒和祭司的替代品。

　　其次，我想谈谈“专家”这个关键词的含义的根本性转变。大约在100年前，很多人重新思考了这种关于专业知识的早期理解。在最重要的量子物理学家之一——维尔纳·海森堡的著作中，以及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他们对专家的重新定义。海森堡对专家的定义是“知道自己所知有限”。真正的专家了解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可能会犯的最严重的错误。他们也会警告别人，自己虽然是专家，但对这个世界的知识是有限的。这种对专家的新理解的出现，是因为对专业知识的滥用。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科学家参与了化学武器的研发。

　　再次，我想谈谈马克斯·韦伯和他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以及他的理解中存在的问题。韦伯深信，现代性正在走向一个官僚主义的世界，而复杂的现代社会需要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这种专业知识是官僚主义成功的秘诀。真正的专家是拥有确切知识、能够理解并把握世界现实的人。韦伯的这种思想是善政的一个基本要素。但也有人对此提出了批评。其中之一是，扁平化、网络化的组织，也就是非官僚组织可能更有效、更高效，例如对灾民的救济和物资的分配，通过扁平化、网络化的机制可以更好地完成。韦伯也认为，专业知识将被国家机构垄断。现在我们知道，在民间也有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再者，韦伯虽然知道所有知识都是基于某个角度才成立的，但他倾向于假设专家的知识是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这个观点颇受争议。

　　最后，我想提出一套比较老派但在我看来似乎合理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专家在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连续性危机中有至关重要的职能和作用，以及在一个善政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代，为什么专家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应该恢复近代早期对专家的理解，即专家是有经验的人，是智慧的载体，是知道自己所知有限的人。在我看来，维尔纳·海森堡等人所倡导的这种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至关重要。原因具体有五点。

　　第一，在政府机构中需要有专家来提醒执政者，他们所知有限，其个人偏见可能会导致错误。你可以在国际知名病毒学家彼得·皮奥特的著作中找到这种观点。他是比利时人，最近还在欧盟委员会担任顾问，处理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事务。可以说，这是将专家视为逆向思维者的观点。

　　第二，专业知识可以促进机构的多元化。参考大学扮演的重要角色。大学是反驳政府和商业的智慧守护者。他们守护着对世界的明智理解。

　　第三，这种对专业知识比较传统的理解——在我看来其实是更新的理解，是属于21世纪的理解。专家可以扮演公民保护者、公民顾问的角色，促使公民在理解世界的复杂性时更加明智。

　　第四，我一直强调预防原则的重要性。真正的专家是那些谨慎理解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危险的人。例如，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的专家，他们的工作是监督政府，确保政府朝着零碳、零排放的方向前进。

　　第五，真正的专家是愿意挑战群体思维的人，甚至挑战专家内部的群体思维。我们可以看到群体思维的危险性。2008年和2009年，大西洋地区银行体系几近崩溃也可以归咎于群体思维。

　　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重重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专家作为政府内部的逆向思维者、机构多元化的捍卫者、公众意识和公民智慧的倡导者，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可以是预防的中坚力量，可以发出警告，可以挑战群体思维。所有这些功能都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要想实现善政，专家必须发挥公共监督的作用，应该倡导“监督式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