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意义上汉语语言学的关键奠基人之一，王力先生的研究囊括音韵、词汇、语法、文字、语言史、语言学史、语言文字应用等诸多领域，给后辈学者留下极其宝贵的学术财富。后辈学者在某个相关学术点上的推进，都要把王力先生的著述作为原点或原点之一。

　　我们在阅读王力先生上古韵部论著时，发现他的著述中上古韵部的排序以及名称、拟音发生了或大或小多次变化。针对这种情况，王力先生说：“以最后出版的为准。”王力先生的“后出为准”必有所据，惜先生于1986年遽归道山，未及解说，留下音韵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迄今为止，学界对王力先生上古韵部的排序，或择一而从，或依其“后出为准”，尚鲜有深究其成因的。

　　庆幸的是，王力先生将每一阶段的研究成果真实地记录在自己的新著中。我们依据上古通假字材料，运用统计分析方法，从通假关系推测上古韵部所得出的结论，恰好与王力先生推陈出新的排序结果相契合，这也许是解开王力先生上古韵序几次更新之谜的一把钥匙。

　　上古韵部系统的初步定型

　　王力先生对古韵排序的最初成果见于《汉语史稿》（1957）。他在批判继承前人古韵观点的基础上，以先秦韵文及谐声偏旁为材料，以《切韵》音系为参照，分立脂微，独立入声，总结出《诗经》时代11类29部、《楚辞》时代11类30部、阴入阳三声相配的古韵系统。《诗经韵读》（1980）和《楚辞韵读》（1980）所排韵部次序与《汉语史稿》一致，韵部名称、数量、拟音稍有改动。

　　《汉语史稿》中上古韵部共分3大类11小类：[-?耷]类（①之职蒸②幽觉冬③宵药④侯屋东⑤鱼铎阳⑥支锡耕）；[-n]类（⑦脂质真⑧微物文⑨歌月元）；[-m]类。小类内部为对转关系，如“之和蒸”；小类之间为旁转关系，如“之和幽”。

　　王力先生通过整理分析《诗经》《楚辞》中的韵脚字，标出了韵脚字的上古音及通韵、合韵情况。通韵反映韵部的对转情况，它决定韵部小类的划分；合韵反映韵部的旁转、旁对转、通转情况，它决定小类的前后顺序。根据这些标注，我们对《诗经》85次通韵、125次合韵，《楚辞》35次通韵、64次合韵作了梳理，验证了除“耕、物、缉、侵”四个韵部之外，其他韵部的对转关系。由于通韵、合韵数量的缺乏，我们没有找到这四个韵部的排列理据，也没有在王力先生的著作中找到说明。为此，我们选用王力先生没有大量采用、数量宏富、古音关联可靠的通假字作为研究材料，来厘清上古韵部之间的次序。

　　我们以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2008）为底本，对出土文献中的4640组通假字作了统计梳理，其中同部通假有3879组，异部通假有761组。统计阴声韵、入声韵、阳声韵间的对转频次，我们发现包括“耕、物、缉、侵”在内的11类韵部内部关系紧密，小类间的界限分明。同时，我们也对楚简帛及传世文献通假字作了统计，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充分证明了王力先生将古韵分为11类的正确性。

　　歌类、支类的跨界排列

　　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1962）和写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清代古音学》中，吸收了清儒江有诰的观点，调整了《汉语史稿》的排列顺序，将[-?耷]类的支锡耕排在[-n]类歌月元和脂质真中间，跨大类排序。对此，读者多有疑惑。最近我们在研究传世文献通假字时，发现其旁转数据与王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

　　我们统计了高亨《古字通假会典》（1989）中的3097组异部通假，在确定韵部对转关系的基础上，比较11个小类之间的通假频次，进而确定韵部的旁转关系。从各组通假字在传世文献中出现的次数看，支类跨小类通假共461组，其中与歌类165组，脂类通假135组，之类42组，鱼类41组，微类39组，其他5个小类通假共39组，平均不足8组。可以看出，支类与歌类、脂类关系最为密切。王力先生破例将支锡耕放到[-n]类韵部中间，就是为了标明支类韵部和歌类、脂类韵部的亲密关系。可能考虑到支类的跨界影响了大类的划分，在《古代汉语》（1962）稍后的《汉语音韵》（1963）里，先生又把歌类和支类上下颠倒排列，让支锡耕重归[-?耷]大类，歌月元返回[-n]大类，这既消除了跨类之嫌，又体现了两者韵尾不同、主要元音相近、交往频繁的语音事实。

　　新的通转关系的确立

　　通转说萌芽于宋，发展于清。王力先生穷四年（1974—1978）之功，著成《同源字典》一书。书中共列两种形式的韵部次序：一种重在说明通转，但未标明统计及推导过程；另一种顺序与《汉语语音史》《音韵学初步》一致，但未列明通转关系。两种韵部次序虽形式不同，但内涵一致。第一种韵部次序确立了“之职蒸—微物文—缉侵、支锡耕—脂质真、鱼铎阳—歌月元—盍谈”三组通转关系，表现为主要元音相同、韵尾不同的韵部之间的音转。针对《同源字典》中体现的通转关系，我们首先统计《同源字典》中标注出的同源词的音转数据，并加以梳理。《同源字典》中的770组音转数据，确立的通转关系为“之类—微类—侵类”“支类—脂类”“鱼类—歌类—谈类”，与王力先生所排通转关系结论相合。

　　出土文献通假字的数据更支持这一结论。就[-?耷]类（之幽宵侯鱼支六类）韵部与[-n]类（歌脂微三类）韵部的关系而言：鱼类与歌类、支类与脂类、之类与微类通假数量最多，关系紧密，即歌脂微三类的韵部组序应当分别对应鱼支之三类。就[-?耷]类（之幽宵侯鱼支六类）韵部与[-m]类（侵谈两类）韵部的关系而言，之侵两类关系紧密，其他五类与侵类通假情况较少。鱼谈两类关系比较紧密，其他五类与谈类的通假情况也较少。由此可见，侵谈两类的韵部次序应当分别对应之鱼两类。因此，出土文献通假字所反映的通转关系为：“之类—微类—侵类”“支类—脂类”“鱼类—歌类—谈类”。这与王力先生《同源字典》得出的通转关系结论一致，殊途同归。

　　上古韵部的研究不同于中古韵系、近古韵系的研究，后者有当时学者留下的记录作为底本，而上古韵部的研究则纯然是后代学者的回溯重建，这一过程从宋到当代，学者们接力研究，既继承又创新，不断细化——这就是章太炎所说的“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而王力先生无疑是这一学术历程的总结者、集大成者。王力先生对上古韵部次序的多次改进，体现了先生对学术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不仅不囿于前人成说，而且勇于自我否定，不断把学术成果从相对真理向着绝对真理一步步推进、逼近。当今信息技术发展迅猛，出土文献、传世文献中的语音材料大量涌现，给上古韵部排序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有利条件。我们需要发扬先生不断探求的精神，探析先生韵部排序之理据，把上古韵部的研究推向新的阶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通假字的上古韵部亲疏关系与排序研究”（20BYY12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